在80年代前半期，文化界和文艺界的动态实质上都是政治动态的直接表现。此后的文化状况虽然仍与政治有着相当的联系，但却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泛文化性热潮。在80年代，重大的文艺论争频频发生。其中最早出现且势头最盛、持续达两年多之久的文艺学问题讨论，可能要算“方法论”热了。1985年3月，在厦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讨论会。会议从对国外文学批评与社会科学理论思潮动向的介绍、批评方法的开拓与心理思维空间开拓的联系、对国内沉闷单一的批评现状的批评、创作文本多样化的实际需要等方面展开了讨论，肯定了多方位拓展文学批评方法的必要性。关于怎样更新文学批评方法争论较大。厦门会议后，同年又在扬州、武汉等地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相同议题的讨论会。同时《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读书》《上海文学》《文艺研究》《光明日报》《文艺争鸣》《文艺报》《红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等重要报刊和其他地方性期刊，都陆续登载了大量有关方法论问题讨论的文章。与理论讨论热同时并进的是多样性文学批评方法的具体实践。比如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文化—心理批评、形式分析、文体批评、接受美学批评、阐释学批评等。

方法论热方兴未艾，“文学主体性”讨论又兴波澜。从广义的“人的问题”来看，文学主体性的讨论应该属于此范畴。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异化论的讨论，由于外力的干涉，突然在1984年中断，而到1986年前后，关于人的问题的讨论烽烟再起。198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新华文摘》1986年第8期转载了刘再复的《新时期文学的主潮》，该文设专节讨论“文学的人道主义本质的恢复和深化”，《理论信息报》登载了杨松的《关于人道主义的反思》等。当然，如果人学问题仅局限于原先观点的重复，是不可能在文化热潮中引起人们如此关注的，必须有新的理论增长点的刺激。在1984年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刘再复将李泽厚的主体论哲学与文学批评相嫁接，开始建构他的“文学主体论”体系，并发表了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系统地阐释了文学主体性观念，立即引起广泛的关注，尤其是陈涌等人的批评文章，更激起了全国性的对“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批评、反批评及其商榷。[7]应该说，“文学主体性”的思考，进一步推进了文艺思想的解放，将文学艺术问题的思考向更本位、更学理、更思辨的纵深方向推进。但刘再复的理论体系确实也存在缺陷。反对者则往往坚持政治经济是文艺的基础、文艺是政治经济的反映，重新把文艺拉回从属于政治的老路上；甚至使出意欲置对手于死地的极“左”手段，将“文学主体性”归为“形形色色借口文艺的特殊性来排斥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的观点”，视为“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命运的问题”。[8]不过今天看来，尽管双方好像水火不相容，但它们都严重局限于“二元对立”和“决定论”的思维模式。这场讨论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期才基本结束。[9]

1985年文化热中另一个与文学相关的理论性话题是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重写文学史”讨论之缘起，应前溯到朱光潜的《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代序）》。该文作者说，据他所“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10]虽说朱文言辞并不激烈，但实际隐含了推倒既定文学史构架，对现代文学重新评价的意思。1983年第8期的《文艺报》发表了唐弢《既要开放，又要坚持原则》，此文虽说有不指名地批评朱文的意味，告诫人们不要跟着外国人跑，但它实际上却等于给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做了宣传。[11]《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刊发了支克坚《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文，可以说，此篇文章把相关问题引到了文化交锋的中心地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评论界对重新评说现代文学的兴趣增浓，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也不断开拓。1985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刊发了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联合撰文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直接突破了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狭隘格局，表达了把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打通的意向。1986年《走向未来》创刊号刊载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甚至整个中国现代史的重写，提供了范式性的理论框架。其实到此时，重写现代文学史问题的基本框架已经奠定，而到1988年《上海文论》正式开始“重写文学史”的实践，只不过是把已经运行了好几年的历史活动明朗化而已。

如果宏观扫描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文化，可以发现它呈现出一种阵歇式波动的特点，即整个文化的发展不是相对持续地向前推进，而是一个浪潮掀起落下，停一段时间又一个浪潮再掀起又落下。整体来看，新时期头十年的文化发展大致经过了这样几个波潮跌宕：第一潮兴起于1978—1980年左右；第二潮大致在1982—1983年10月前；第三个巨潮从1985年掀起，大约延续到1986年年底，然后又是一个一年左右的平潮期；第四个浪潮大约波动于1988年到1989年上半年。也许笼统地说，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都不可能总保持一种**状态，总是会有波澜起伏的。但新时期头十年的文化阵歇式波动，并非是相对自然的文化演变之起伏，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每次文化波潮的兴起，大致都有某种骤起骤落的性质，而且这种骤起骤落，直接与政治领域的控制与放松有直接关系。政治干预加强时，文化潮就大致处于低谷期。反之，政治干预较松弛时，则是文化**期。由此就形成了一种嵌套式波动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本来包括各种不同构成成分的文化波潮，总是带有着对传统制度模式的冲击批判的共同性，文化批判达到高峰时，又总有演变为政治制度批判的势头，甚至会发展为政治运动。而作为体制的那一方，也总要对逐渐走向激烈的文化热潮加以力度不等的控制或调节。所以在80年代，时常还会出现一些作品遭到批判、一些作家不得不做出真心或违心的自我批评的事情。[12]但是，在这种此起彼伏的文化波动中，中国当代文化没有退回到“**”时期，而是在一波三折地艰难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