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或“现代派”在80年代的中国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但其相对狭义性的用法，则是指那些侧重于表现现代人的荒诞性存在的作品。徐星、刘索拉的作品，残雪的写作、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等，大致可以划入其间；其中《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当时更被某些人视作真正的“现代派”作品。由于它们侧重于文学对人之存在的哲学意味的体思，所以就既不同于80年代初的技巧剥离，也不同于1987年之后的叙述本体性的张扬。不同于前者，表现在它不再局限于技巧性的形式变革，而是靠近对世界、人生、自我看法的全面变化，现代技巧、现代形式、现代内容在相当程度上融为了一体。套用传统的说法，这类写作似乎完成了世界观、美学观、方法论的改造。突破了传统内容与形式的二元观，从而建立起了形式决定内容，甚至形式、内容一体的观念。这样，它与现实主义、“新写实”创作、“先锋”写作具有了复杂的关系。当我们看重它展示人生荒谬存在特点，实际就拓展了现实主义的外延，或说改造了它的内涵：现实不再拘于具有通常形式外观的现实生活，而别样的心理世界更是内在的现实。这样的内在现实与先前的《夜的眼》《在同一地平线》和其后王安忆的“三恋”，都有内在的联系。而它的内省性、现代主义的叙事视点，又体现在刘震云的“官人系列”这类“新写实”小说中。因此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它将中国狭隘的现实主义向“无边的现实主义”推进。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余华要一再说自己的写作是现实主义的。虽说这些“现代派”作品不同于“先锋小说”，但是它们对特异叙述视角的重视、对形式本位的强调，无疑都为当代叙事变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