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晚年的散文对美的追求与捍卫虽然一如既往，但由于对美的认识已不再像早期那样单纯，而是更加成熟并富于深度，因而对笔下所出现的那些美好人事所倾注的情感也就更加强烈、更加沉重。换言之，这些作品最初给人的美感似乎仍是一种“单纯”，但细细品味，就可觉出在这种“单纯”的背后实已融进了人生的各种酸甜苦辣，从而失却了早期作品中的清新、轻盈，更多地给人以一种沉郁、苍凉之感。比如，在《平原的觉醒》《保定旧事》《服装的故事》《亡人逸事》《乡里旧闻》《三马》等一组作品中，作者回顾的虽然仍是早期作品中常见的凡人小事，然而，透过作者如诗如画的叙述，我们很快就感觉出这些作品所描写的人事都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悲剧气息，作者所流露的感情亦不是早期作品中的愉快与喜悦，而是深深的感伤与无奈。
与早期作品中较少正面描写美的对立面不同，孙犁晚年的散文开始了对那些现实生活中破坏美、扼杀美的丑恶事物的无情揭示。例如，在《小D》《鸡缸》《言戒》《冯前》等篇中的小D、大杂院的门房老钱、机关传达室里值班的那个“中年人”以及凭着察言观色爬上总编宝座的冯前等人，如果不是“**”，习惯于用美的眼光看待生活的作者也许决不会发现他们的灵魂是那么的猥琐、卑鄙与肮脏。所“幸”的是，“**”爆发了，这些在生活中原本无足轻重的、平庸的小人物，一个个“风云际会”，在作者的眼前表演了一幕幕人性变异的活剧：或前恭后倨，或自我作践，或小人得志，不可一世。于是，作者“在无数事实面前，摒弃了只信人性善的偏颇，兼信了性恶论”，从而对他们也不再客气，用犀利的笔锋愤怒地撕开了他们各种各样的伪装，露出其毫无价值或价值虚妄的本质。
孙犁的小说写得像散文，而散文写得又像小说。大量融进小说的笔法，构成了他晚年散文的一大特色。并且，惟其所写的是真人真事，而又无意识地以小说笔法出之，因而其散文所呈现的那些小说化特征才尤为值得称道。以凝练、简洁的“白描”传达出复杂的人生况味，是孙犁晚年散文的另一艺术特征。以《女相士》《高跷能手》为例，这两篇散文所记述的均是由于“造化弄人”，身不由己地获得了某种非正常经历并因此心态畸形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从正面详细地回顾其一生的遭际，严肃地剖析、展现其性格扭曲的漫长而细微的过程，而是巧妙地运用一种仿佛是不解世事的困惑者视角，一步一步、试试探探地走进并学仿这两个人物彼时彼地不为人知的真实状态，于是，作者当日的困惑（这种“困惑”是因“**”而来）与今日的清醒，作者无论当时抑或现在对这两个人物始终如一的既同情又藐视，以及这两个人物身陷可笑境地却不自知的悲剧性等丰富的内蕴，也就在其故作稚拙、故示单纯的描绘中妥帖自然地散溢开来。
汪曾祺这时期著有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等。汪曾祺的文字鲜活清灵，言志多于载道，氤氲着特有的温馨与静美。他的一些忆旧散文，纯以白描写人状物，笔墨不多而鲜明如绘。如《翠湖心影》一往情深地写出了昆明翠湖之美；《觅我游踪五十年》于旧事回忆中掩不住炽热情怀；《泡茶馆》不唯写出了旧时代茶馆风情，更写出了知识分子以苦为乐、努力进取的健康心态。另有《昆明的雨》《跑警报》等，皆见性见情、明爽干净，充满原汁原味的生活气息。
汪曾祺的游记类散文，做到了独出机杼。《天山行色》描摹天池雪水、伊犁河、火焰山、葡萄沟风情，趣味盎然；《滇游新记》写泼水节，清新可喜；《严子陵钓台》夹叙夹议，用笔脱俗；《初识楠溪江》勾勒楠溪江的纯净透明，如同淡然的水墨画，流曳着诗化气息；《泰山片石》以闲笔运思，不经意间便有独到见地；《湘行二记》中的《桃花源记》描绘桃花源风情，起落无迹。
汪曾祺的一些怀人散文，亦朴素中见真情，如《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写出沈从文执教西南联大时的勤奋谦和、乐于助人；《金岳霖先生》活画出哲学家金岳霖的学问精深、烂漫多趣。另有一类小说体散文，如《吴大和尚和七拳半》写小人物平静表象下的悲辛创痛，哀而不伤；《一辈古人》写故乡长辈薛大娘，光明正大地养男人，坦然为两情相悦者牵线搭桥，表现了通达明朗的价值取向，充满清新活泼的民间气息。
阅读汪曾祺的散文，不难发现他不时地流露出古典士大夫的一些情感取向，传达出一种中国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和谐”思想。同时，他还更多地流露了一种农业社会民间底层百姓才有的那份心态。比如，在《故乡的食物》《吃食和文学》《口蘑》《散文四篇》《昆明的果品》《昆明食菌》等篇章中，作者均流露了对各种民间小吃的耽爱。认真辨析一下，就会感到，作者这里对“吃”的浓厚兴趣，与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如袁枚、李渔等人在“吃”上面所表现出的趣味是并不完全相同的。作者所写的这些食物，都曾经在漫长的、充满苦难的历史进程中给贫苦的人民带来温暖、喜悦，陪伴着中国老百姓度过了许多饥荒。所以，读一读作者所引的《板桥家书》中“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再读一读作者面对这些普通的食物所发的感喟：“炒米和焦屑和我家乡的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我们就会明白，作者在这些“吃”上所表露的衷情，实际上隐含了历经离乱的中国下层贫民内心深处那种沉重的危机感与忧患意识，惟其如此，我们才在汪曾祺散文里常常读到我们这个民族骨子里的那份悲怆与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