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主要人物，作者运用浪漫主义艺术手法塑造的一些次要人物，或处于穿插地位的人物形象，更多地偏离了时代的审美要求。“穿一身白茬羊皮大衣，腰束一条皮带，上挂两个子弹盒，胸前佩着一把皮鞘短剑，脚穿一双高统鹿皮靴，脚踏一副又窄又长的超速滑雪板，打扮得像一个古典武士”，突现在茫茫雪原中的姜青山，犹如林海雪原的神勇天兵从天而降；那理着银须、念着山歌，讲述着传奇故事的蘑菇老人和长白山活地图般的棒槌公公，宛若神山仙洞中的老神仙，他们被笼罩在大自然的神奇光环里，流泻着神秘主义的浪漫神韵。运用传奇的艺术表达建构象征品格的浪漫艺术形象，最终超越了“革命”文本的现实功利性，与人格化的自然相映成趣。但作品对“反面人物”的塑造，则十分公式化、脸谱化，缺乏起码的艺术光彩。

发扬民族传统文学中浪漫传奇的特点，“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11]，试图实践文学的“大众化”，便是这些英雄传奇作品的写作缘由。因此，作品的人物形象涂上了“绿林好汉”的浪漫主义底色。被认为“大可以和旧的《儿女英雄传》，甚至和《水浒传》《三国志》之类争取大众读者”[12]的《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等浪漫英雄传奇，运用夸张了的英雄“史诗”的笔法书写了农民传奇故事，具象化地展示了共产党领导的战争状态下的民族精神。在展示抗战历史片段的小说中，更多的是借鉴民间“绿林”“游侠”的题材描写，来表现以工农兵为主体的英雄“再生”——赋予他们新的政治内涵。以传统话本方式叙写的《铁道游击队》，讲述了铁道沿线的抗日英雄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故事。他们扒铁路、撞兵车、拆炮楼、打票车……充满蒙面大侠劫富济贫、惩恶扬善的传奇色彩，演绎着浪漫传奇的“史诗”故事，但最终将新英雄的塑造指向党的领导使然。“干事从不拖泥带水”的硬汉刘洪，在儿女情长的生命体验里，充分体现着民间理想英雄侠骨柔肠的个性风范；对林忠、鲁汉的形象塑造，明显是模仿了梁山好汉林冲、鲁智深的形象设计。而作品里颇具民间文学特质的情节设置，诸如游击队以民间敬神仪式悼念亡友的场景描绘，烘托了作品中的人物所负载的民间英雄的精神气质。在这层描写外壳下，这些英雄传奇故事无疑成为“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兵创作”的典范。

1949年后的英雄浪漫“史诗”的建构，往往是确立在对农民英雄的拔高塑造的前提下的。《新儿女英雄传》等小说里的英雄形象，渗透着阶级本位的革命意识，呈现出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精神面貌，成为一种全知全能的英雄典型。黑老蔡不仅是乡村里通晓世事、仁义的黑铁匠，还是革命的宣讲者、启蒙者以及组织者，在他身上透出了对英雄神化的写作趋向。《铁道游击队》里，绿林豪杰般的刘洪在抗日的民族复仇战斗中，表现出“一种极度紧张，失却理智的战斗火热情绪”，可“党的命令”“使他的头脑清醒了一些”，最终成为行动的准绳。“因为他是个党员，知道党领导的部队任务”。爱情也让他“感到自己的心发生不寻常的跳动”，“可是他知道自己是个革命战士，不该在残酷的斗争里想到这些”；虽然爱人被捕的消息让他产生“难言的愤怒和焦急，可是山里交的任务是那么紧急，他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打圈子，就很快地投进迅速打开湖边局面的战斗了”，直到完成了任务，“个人的悲痛才浮上心头”。英雄的浪漫性往往被党性所替代，逐渐失却了浪漫主义人性化和个性化的原初意义。被百姓传说“会使隐身法，迷住鬼子”的游击队政委李正则成为规训的革命领导者形象符号。革命新道德的赋予在传奇英雄身上涂抹上了浓重的意识形态的油彩。如果将《新儿女英雄传》等小说看作“十七年”革命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那么，作品遵循主流意识形态的英雄观则堵死了新英雄形象走向浪漫之路的民间通道，使其一开始就受到了“革命英雄观”的规约。

可以说以《新儿女英雄传》创作为始，用传统的小说艺术形式来表现革命题材的创作，已经完成了“新英雄崇拜”时代“英雄”身份的建构确立，狭隘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观蔚然成风。于客观上考量，“革命”是人类社会为实现人的自由本质的一种努力，是人类实现终极理想的途径，而理应对文学史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的“革命浪漫主义”可以按照遵循艺术的规律，发挥作家的主体性，用“自我表现”的手法书写人类历史的“革命”篇章。但它在这一时期却逐渐失却了自身独立的主体性，成为政治文化的“传声筒”，从而改变了浪漫主义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