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否认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了不少“积极分子”，也不否认浩然在写这部小说之前有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但并不能因此就断定小说中的高大泉和朱铁汉等人物的描写就具有了历史的和艺术的真实性，因为小说是在“**”时期写成的，高大泉和朱铁汉几个“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显然是严格遵照“**”文学创作规范塑造出来的。小说通过村支书高大泉与村长张金发、区长田雨与区委书记王友清、县委书记梁海山与县长谷新民之间的冲突，从区、村、县三级，写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宣扬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主流政治思想。最主要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高大泉，在“三突出”创作原则的指导下，不断被浓墨重彩地涂加“无产阶级思想”的油彩，终于被塑造成了一位不食人间烟火、洞若观火的非凡人物。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浩然对《金光大道》“反映历史真实”的自我辩解，是很难站住脚的。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与激烈斗争经过“**”主流文学的道德化叙述之后，“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分别具有了“神性”的光彩和“魔性”的暗影。代表历史“必由之路”的“共产主义”和代表历史“倒退”的“资本主义”，分别给“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之“神”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魔”打上了“正义”与“邪恶”的道德标签。“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已经内化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终极性追求，成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生命中的强大的道德精神动力。《金光大道》中写高大泉看了红色标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的文件，“这时候，一只喜鹊在院子里一棵大树的枝头上‘喳喳’地叫了起来。高大泉眼望着手里的文件，感到那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社会主义的春天，就在面前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价值理念的外在灌输，使“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在成长过程中已经在接受、认同基础上沉浸于大同世界的精神幻觉里。短暂的肉体生命的舍弃如果能换来精神生命的永恒，“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当然会在所不惜。例如“潘冬子”的妈妈被通知入党后说：“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再如党员高大泉为救“互助组”的大车身负重伤，他毫不在乎：“顶多就是一条腿，就算它折了，锯掉它，我照样能跟你们一块儿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奔哪！”“浑身这一百多斤交给党了。”

“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不仅为“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甘愿自我牺牲，而且还以自己的这种道德理想主义标准，去要求和“改造”他人一同献身。小说《创业》中的周春杉实在忍受不了奋战在大庆油田、“大干社会主义”的没有期限的劳苦，就准备提交一份退职申请书，要求到农村种田：“自从到草原，白天黑夜干。艰苦没有头，奋斗无期限。想去当社员，户**给咱。要是真不给，不给也吃饭。”于是周春杉的母亲、哥哥、嫂子都来进行“挽救”和“改造”，直至周春杉“眼泪扑撒”地痛悔自己的过错、决心继续“大干社会主义”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