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这种“写作组”现象与“**”前出现的“写作组”有一定联系但又有重大区别。“**”前的“写作组”有几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写作组”，如“反右”运动和“大跃进”运动时期出现的湖北省委写作组“龚同文”，为“反右”和“大跃进”之极“左”思潮推波助澜，再如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班1959年级的集体笔名“马文兵”，寓意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战线的一名士兵”，在60年代初批判巴人的“人性论”方面非常活跃；另一种类型不是采用集体匿名形式，而是集体讨论、分头执笔，然后用其中一个人的真名发表，如总结文艺界“反右”运动的著名文章《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就是由周扬挂帅的写作班子写成，其成员有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等人。他们分头执笔后由周扬认可，再由毛泽东审阅润色后用“周扬”名字发表。但“**”前“写作组”的出现具有临时性；而“**”中的“写作组”则不同，它本身就是与“资产阶级创作的名利观”进行彻底决裂的激进的文化构想的一部分，官方意识形态在“写作组”身上寄寓了“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政治目的和文化厚望，“写作组”的设置有着相当的组织性和严密性，因此也就成了“**”时期一种普遍的现象。

“**”时期的“写作组”作为“**”激进思潮的吹鼓手和马前卒，往往占据全国重要媒体的版面，成为传达中共中央路线斗争最新动向的舆论策源地，如当时就流行“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一类的说法。像“梁效”一类的“写作组”在“**”中能够呼风唤雨，推波助澜。我们可以通过这类“写作组”产生过程的考察，在了解它们舆论地位的权威性的同时，也借以了解它们组织系统及运作方式的诡秘性。

“梁效”写作组的前身为1973年10月成立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材料小组”，由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迟群、谢静宜主持。1974年3月人员调整后，改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它是江青直接领导的班子。“梁效”写作组设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畔的一座小楼里，前后有30多人。为便于工作，分为9个小组，分别侧重史学、政治、哲学、《红楼梦》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文学、政论与国际问题、哲学史、文学史。自1973年年底至1976年10月，共写了219篇文章，其中公开发表181篇，是“**”后期为江青一伙人所操纵的最重要的舆论工具。著名的“写作组”除了北京两校大批判组外，还有张春桥组建后来为张春桥、姚文元所操纵的上海市委“写作组”。这个上海市委“写作组”由徐景贤、朱永嘉直接领导，共分哲学组、历史组、经济学组、文艺组、自然辩证法5个写作组，其中哲学组的笔名为翟青，历史组的笔名为罗思鼎，文艺组的笔名有丁学雷、方泽生、任犊、石一歌等。文艺组又分为四个小组，即文艺摘译编辑组、文艺概论组、鲁迅传编写组、《朝霞》月刊编辑组。“**”中著名的“写作组”除了“梁效”和上海市委“写作组”，还有以“初澜”为主要笔名的文化部“写作组”。文化部“写作组”在70年代中期发表文章200多篇，仅1974年就以初澜、江天、洪途等各种笔名发表70多篇文章。这个“写作组”由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直接领导，幕后操纵者是江青和姚文元。

与“资产阶级文艺”彻底决裂、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激进的文化构想，决定了“**”时期的“写作组”是实施这种文化构想的一个重要筹码，决定了“写作组”在官方意识形态统领下的一体化的文化特征。但是，由于“**”时期将“阶级斗争”观念强调到了一种极端地位，在当时紧张的社会状态和激进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写作组”又有其活动方式上的隐秘性。如江青所直接控制的两校大批判组和文化部“写作组”，要求“写作组”成员必须集中住宿，与家人、朋友、同事隔离起来，不得随便请假、打电话，只能在星期天回家。虽然为保守“写作组”秘密而对“写作组”成员进行了种种限制，但“写作组”成员大多还是以能进“写作组”为荣幸之事。当时的知识分子心态是怕被打入“牛棚”，成为被“革命”的对象，进入“写作组”则标志着不仅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而且还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居，所以对选用他们进入“写作组”的权力人物感恩戴德。可是，一旦进入“写作组”，就必须放弃原来的专业观念乃至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只是他们中的大多数经过多年的“思想改造”，已经彻底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他们将进入“写作组”当做“党”对自己的信任，当做报答“党的恩情”大显身手的良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