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一批作者的目光由“热火朝天”的社会层面转向一度被冷落的大自然，于是，一种久违了的、为中国文人所熟悉、亲近的山水意识开始恢复。在某种意义上，山水意识可以说是中国文人心头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是中国文人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所坚守、捍卫的最后一块精神园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50年代中期所出现的《鉴湖风景如画》（钦文）、《惠泉吃茶记》（姚雪垠）、《庐山面目》（丰子恺）、《雾里峨眉》（吴祖光）、《陶然亭》（张恨水）、《新湘行记》（沈从文）、《天山景物记》（碧野）、《记金华的两个岩洞》（叶圣陶）、《在山**上》（方令孺）、《黄山小记》（菡子）、《华山谈险》（黄苗子）等一批作品，尽管在主题上仍无一例外地套着某种歌颂性的“外衣”，但其内里所隐含的那种标志着心灵趋于自由、舒展的山水意识，对于当时僵硬的主流话语来说，无疑是一种偏离。

最后，一些作者能够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建构文本，个体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开始在作品中有所表露。比如万全的《搪瓷茶缸》与吉胡洪霞的《吉鸿昌就义前后》，两者所表达的均是对中国现代革命进程中一些人与事的回忆与歌颂，似乎是50年代前期歌颂性主题的延伸，然而细细品味则可发现，这里的情感已经不是前期绝大多数散文从某种外在的、共性的主流话语出发的情感，而是与主体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的生命体验：前一篇的“搪瓷茶缸”伴随着作者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岁月，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上升为确证已经逝去了的那部分生命旅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生命符号”；后一篇中的吉鸿昌将军则是作者的丈夫，作品以妻子的口吻叙述她眼中的丈夫的种种事迹，以及丈夫牺牲前后所带给她的种种刻骨铭心的体验。

1958年，《文艺报》开辟了“大家来写报告文学”专栏，并发表专论《大搞报告文学》，作家们下乡下厂下兵营，写出了《创造奇迹的时代》（巴金等）、《向秀丽》（房树民等）、《祁连山下》（徐迟）、《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王石等）等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作品。但总的来看，由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的影响，这一阶段的报告文学等纪实类创作既表现出新的特点，也存在着明显的虚假和浮夸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