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批判性是杂文的本质特征，那么，这一文体在50年代初几近处于沉寂状态。直到“百花”时期，杂文的批判意识才出现了复归的趋势，涌现了一批针砭时弊的个性化文本。1956年，《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纷纷辟出杂文专栏，同年2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了《必须干预生活》（唐挚）的短论，《文艺报》第9期又发表了洛人的《重要的是必须干预生活》的文章，这激发了不少著名作家的杂文创作热情，茅盾、巴金、夏衍、叶圣陶、吴祖光、唐弢、舒芜、邓拓、秦似、蓝翎、邵燕祥等都加入了杂文创作的行列，其中徐懋庸出力最多成就最高。这次杂文创作热中，夏衍的《“废名论”存疑》、徐懋庸的《小品文的新危机》、马铁丁的《“拿来主义”》、巴人的《况钟的笔》、秦似的《比大和比小》、叶圣陶的《老爷说的准没错》、严秀的《九斤老太论》等作品形象生动，文字犀利，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官僚主义、保守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例如，《“废名论”存疑》批判了当时社会上的一股废除各种老字号、以数字命名一切事物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实质即是以集体主义排斥一切富有民族、传统、个人特色的事物。不难看出，作者这里的矛头已经直接指向了那一时代主流话语之中所包藏的一种极端荒谬的导向。另外，《小品文的新危机》中对于社会主义时代仍需要批判性小品文的提倡，《“拿来主义”》中认为不仅要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学习，而且还要向“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学习的说法，在当时那样一种语境里无疑是惊世骇俗的。

这期间还出现了一批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关于人性与人情问题的文艺短论。巴人（王任叔）于1957年1月在《新港》发表的《论人情》系其理论批评著述《文学论稿》中某些观点的引申与发挥。该文首先从批评当时的作品“缺少人情味”、读者不喜欢谈起，指出这是把阶级斗争简单化了：“我们有些作者，为了要使作品为阶级斗争服务，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道理’，就是不想通过普通人的‘人情’。或者，竟至于认为作品中太多人情味，就失掉了阶级立场，但这是‘矫情’。”他对人性问题的见解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除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和社会意识之外，还有人类一般的共同相同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共通的希望。”他因而发出呼吁：“魂兮归来，我们文艺作品中的人情啊！”继之，徐懋庸又在《文汇报》（1957年6月7日）发表《过了时的纪念》一文，其中一节专谈人性与阶级性问题。他指出，人类是存在着“共同的一般的人性”的，这就是“劳动、亲子之爱、两性之爱以及乐生恶死等”，“在阶级社会里，除了少数人之外，一般的人们都是追求自己的劳动，诚挚的爱，健康的生活的”，“阶级性是人类本性的‘自我异化’，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它只是人在阶级社会里的一种特性，不是人性的全部，更不能代替‘人类本性’”。王淑明也于1957年7月在《新港》发表了《论人性与人情》的文章，把“向善、向美”归结为“人类本性”，指出不能只讲人性的具体——阶级性，还要讲人性的一般——共同相通的东西。这些文艺性短论或随笔有力地冲击了极“左”思潮对文艺创作的禁锢，它们在“**”后成为在人性、人道主义方面拨乱反正的思想和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