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的到来，杂文创作的“百花”时代成为“昙花一现”，过早地夭折了。“杂文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急先锋，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晴雨表。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受到抵制的时候，也就是杂文受到抵制的时候。”[2]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2期刊出了“再批判”特辑，重新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延安时期的杂文，并加了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编者按”。“编者按”对这些文章和作者进行了尖锐的“再批判”。称丁玲等早在延安时代就“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今天又和新的“右派”分子秦兆阳、钟惦棐、陈涌、钱谷融、刘宾雁等一起，以“革命的姿态”向党进攻，事实上是反革命。在此形势下，杂文作家噤若寒蝉，杂文的批判性又再次被扼杀。

在60年代初的“调整时期”，杂文创作又一次活跃。邓拓是这个时期杂文写作的代表作者之一，从1961年3月起，他以“马南邨”笔名在《北京晚报》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同年10月，又由邓拓发起与吴晗、廖沫沙合用“吴南星”笔名在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杂志开设“三家村札记”专栏。1962年5月，《人民日报》副刊辟出“长短录”专栏，由陈笑雨主持，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为主要撰稿人。这一时期的杂文创作注意思想性、知识性和艺术性的结合，重在向人们灌输知识道理，提倡讲科学、讲民主的作风。其中也不乏正视现实、臧否时政、批评邪气的名篇佳作，如邓拓的《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等就颇受人称道。但也许与刚刚过去的“反右”运动有关，总体上与“百花”时期的杂文相比，锋芒减弱，大多文本通常从介绍历史故事入手，以谈古论今的方式对现实旁敲侧击，其中许多作品在文体形式上更接近于知识小品、札记、随笔等。这正如1962年巴金在《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一文中指出的：“谁又不怕挨整呢？谁又愿意因为一篇文章招来一顿痛击呢？许多人（我也在内）只好小心翼翼，不论说话作文，都不敢稍露锋芒，宁愿多说别人说过若干遍的话，而且尽可能说的全面，即使谈一个小问题，也要加上大段的头尾，要面面俱到，叫人抓不住辫子，不管文章有没有作用，只求平平安安过关。”该文通过指责那些打棍子、抓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的现象，揭示了一种极不正常的历史情境与氛围。这次杂文创作的热潮在1962年9月以后，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很快转入低谷。

就散文文体的“狭义”概念来说，主要指“抒情散文”，接近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所提出的“美文”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时代散文创作的成就之高低的首要标志。而“百花”时期和60年代初的两次散文创作“**”之所以被誉为“**”，正是与这两个时期对散文之文学性的群体追求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