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哲学，最尊崇自然力。既尊崇自然力，则只有随顺，不能抵抗。故道家最贵“无为”。所谓“无为”者，非无所事事之谓，谓因任自然，不参私意云耳。然则道家之所谓“无为”，即儒家“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之意；亦即法家“绝圣弃智”，专任度数之意也。
自然之力，无时或息。其在儒家，则因此而得“自强不息”之义焉。其在道家之庄、列一派，则谓“万物相刃相劘，其行如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因此而得委心任运之义焉。
自然力之运行，古人以为如环无端，周而复始。其在道家，则因此而得“祸福倚伏”之义；故贵“知白守黑，知雄守雌”。其在儒家，则因此而得穷变通久之义，故致谨于治制之因革损益。其在法家，则因此而得“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之义；而商君等以之主张变法焉。
万物虽殊，然既为同一原质所成，则其本自一。夫若干原质凝集而成物，心有其所以然，是之谓“命”；自物言之则曰“性”。性与生本一字，故告子曰“生之谓性”，而孟子驳之以“白之为白”也。“性命”者，物所受诸自然者也。
自然力之运行，古人以为本有秩序，不相冲突。《礼记·礼运》曰：“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皆极言天然之有秩序，所谓顺也。人能常守此定律，则天下可以大治；故言治贵“反诸性命之情”，故有“反本”、“正本”之义。儒家言尽性可以尽物，道家言善义生者可以托天下，理实由此。抑《春秋》之义，正次王，王次春；言“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而法家言形名度数，皆原于道；亦由此也。
万物既出于一，则形色虽殊，原理不异。故老贵“抱一”，孔贵“中庸”。抑宇宙现象，既变动不居，则所谓真理，只有变之一字耳。执一端以为中，将不转瞬而已失其中矣。故贵“抱一”而戒“执一”，贵“得中”而戒“执中”。“抱一”、“守中”，又即“贵虚”、“贵无”之旨也。“抱一”者，抱无一可抱之一。“得中”者，得无中可得之中。
然则一切现象正惟相反，然后相成。故无是非善恶之可言，而“物伦”可齐也。夫道家主因任自然，而法家主整齐划一，似相反矣。然所谓整齐划一者，正欲使天下皆遵守自然之律，而绝去私意；则法家之旨，与道家不相背也。儒家贵仁，而法家贱之。然其言曰：“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则其所攻者，乃姑息之爱，非儒家之所谓仁也。儒家重文学，而法家列之五蠹。然其言曰：“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则亦取救一时之急尔。秦有天下，遂行商君之政而不改，非法家本意也。则法家之与儒家，又不相背也。
举此数端，余可类推。要之古代哲学之根本大义，仍贯通乎诸子之中。有时其言似相反者，则以其所论之事不同，史谈所谓“所从言之者异”耳。故《汉·志》谓其“譬诸水火，相灭亦相生”也。必明乎此，然后能知诸子学术之源；而亦能知诸子以前，古代哲学之真也。
诸子中惟墨家之学为特异。诸家之言，皆似无神论、泛神论，而墨家之言“天志”、“明鬼”，则所谓“天”所谓“鬼”者，皆有喜怒欲恶如人。故诸家之说，皆近机械论，而墨子乃独非命。予按墨子之志，盖以救世，而其道则出于禹。《淮南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服（“服”上盖夺“久”字）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孙星衍《墨子后叙》，因此推论墨学皆源于禹，其说甚辩。予按古者生计程度甚低，通国之内，止有房屋一所，名之曰明堂（说本阮氏元，见《揅经室集·明堂论》）。为一切政令所自出（读惠氏栋《明堂大道录》可见）。《汉·志》云：“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橡，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尚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茅屋采椽，明堂之制也。养三老五更，学校与明堂合也。选士大射，后世行于泮宫；然选士本以助祭，其即在明堂宜也。宗祀严父，清庙明堂合一之制也。顺四时而行，盖《礼记·月令》《吕览·十二纪》《淮南·时则训》所述之制，所谓一切政令，皆出明堂也。明堂既与清庙合，以孝视天下，说自易明。《论语》：“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致孝乎鬼神”，“致美乎黻冕”，则宗祀严父之说也。卑宫室，则茅屋采椽之谓也。《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所谓夏时者，郑《注》以《夏小正》之属当之，而亦不能质言。窃以《月令》诸书所载，实其遗制。夏早于周千余岁，生计程度尚低，政治制度亦简，一切政令皆出明堂，正是其时。周之明堂，即唐、虞之五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乃祀五帝之所（《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尚书·帝命验》）。五帝者：东方青帝灵威仰，主春生；南方赤帝赤熛怒，主夏长；西方白帝白招拒，主秋成；北方黑帝汁光纪，主冬藏；而中央黄帝含枢纽，则寄王四时；以四时化育，亦须土也。盖以天地万物，同为自然之力所成，乃进化以后之说。其初则诚谓有一天神焉，“申出万物”，“阴骘下民”；继又本“卑者亲视事”之义，造为所谓五帝，以主四时化育；而昊天上帝耀魄宝，则“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而已。君德之贵无为，其远源盖尚在此。夫学说之变迁，必较制度为速。以孔子之睿智，岂尚不知五行灾变之不足凭；然其删定六经，仍过而存之者，则以其沿袭既久，未可骤废故也。然则夏之遗制，犹存于周之明堂，正不足怪。墨子所取之说，虽与诸家异，又足考见未进化时之哲学矣。墨子救世之志，诚可佩仰。然其学不久即绝，亦未始不由于此。以是时哲学业已大进，而墨子顾欲逆行未进化时之说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