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形态的更替有三种不同的情况，即自然形态、派生形态和超越形态。当各个民族或国家处于封闭状态时，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要重复“同一的历史必然性”，社会发展的模式以自然形态为主。当交往的因素出现后，尤其是当交往步入区域性、世界性之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6]，从而形成了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的状态。从这个时候起，社会发展中以自然形态为主的发展模式被扬弃了，派生形态或超越形态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现象或常规现象，社会发展开始加速度化。

所谓自然形态，是指外部因素、外部关系对该社会的发展影响极小，从而可以忽略不计，发展主要是本民族或国家的内部因素、内部关系决定的。用当代社会发展理论话语来说，自然形态属于内源发展。古代文明圈，即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希腊、埃及等文明的发展几乎都是内源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也属于内源发展。这些发展基本上是在彼此隔离、互不干扰的情况下完成的。从总体上看，在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之前，自然形态是社会发展中的主导类型。

自然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前提是，环境是孤立封闭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然形态是该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关系“自然发生”的过程，这一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则是该社会“自然的发展阶段”。“自然发生”形成社会的“殊化”，即不同的自然发生的类型之间有不同的遗传“密码”机制，从而规定不同共同体的独立性；而这一“殊化”的遗传“密码”又是形成社会发展多样性的源头。不同的社会共同体由于遗传“密码”的不同，而后发展的道路、侧重点、生长点也有所不同。马克思十分重视对社会的“自然发生”分析。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27]，而远古时期的人们则是“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28]。“自然发生”分析是马克思分析一切社会有机体的起点，即使社会发展到高级形式，它们仍然有着“自然发生”的痕迹。

即使在孤立封闭的环境中发展的社会，即社会发展中的自然形态，仍有其典型形态，如亚细亚或东方社会的典型，西欧资本主义的典型，等等。中国封建社会是东方社会的典型，是东方社会的“活的化石”，因为它体现着“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29]。资本主义的发生有三条道路，即从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从奴隶制的“解体”中产生，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其中，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是资本主义制度自然发生的典型。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不同方面也有各自的典型。例如，马克思就认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而法国则是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典型。

当交往超出了毗邻地区而成为各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时，社会发展便产生了派生形态。在考察社会发展时，马克思又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即“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30]。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那些自然发生的社会关系是原生的关系，即第一级的关系，而派生的、转移来的关系则是第二级、第三级的关系，它们是由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所造成的。在第一级的关系与第二、三级的关系之间的关系中，第一级的关系是出发点，而后的发展从“原生的生产关系”发生偏离。马克思曾描述过这种偏离：“这种所有制的原始形式本身就是直接的公有制（东方形式，这种形式在斯拉夫人那里有所变形；直到发展成对立物，但在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中仍然是隐蔽的——尽管是对立的——基础）。”[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