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在社会的原生形态或原始形式中存在着这样的运动：典型的东方形式，斯拉夫人的变形形式、日耳曼人隐蔽对立的形式，它们构成“原生生产关系”的差异。在民族之间交往的过程中，“原生的生产关系”的差异向第二级的东西转化。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原生态的不同而产生较大差异。“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生产条件之一（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32]这就是说，在派生的、第二级的关系中，已经发生了社会组织形式的不同。

到第三级关系，情况就更复杂了。这里，有三种基本形式：一是征服者带给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被征服者的；二是征服者带给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被征服者的；三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处于相同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的。这三种情况对派生形态的发展有不同影响。马克思指出：“导入英国的封建主义，按其形式来说，要比在法兰西自然形成的封建主义较为完备。”[33]这是因为“这种交往形式在自己的祖国还受到以前时代遗留下来的利益和关系的牵累，而它在这些地方就能够而且应当充分地和不受阻碍地确立起来，尽管这是为了保证征服者有持久的政权（英格兰和那不勒斯在被诺曼人征服之后，获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34]。反过来，也有大量的“古老文明被蛮族破坏，以及与此相联系重新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罗马和蛮人，封建制度和高卢人，东罗马帝国和土耳其人）”[35]，这些都构成了民族或国家发展中由其他民族“导入的和带去的派生形式”[36]。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开辟了“世界交往”的新时代。在世界交往的时代，各个民族、国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到交往序列之中，形成了交往主体的全面性，形成了“全面的生产”、“全面的依存关系”和“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形式”；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面对的都是以全球为单位的、由其他民族和国家组成的整体，形成了交往中介的普遍性。在世界交往中，中介性涉及每一个民族、国家，因而形成了世界性的、全球性的中介形式和相关性。在这种普遍中介性中，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可以进行普遍的比较，从各个方面吸取营养。随着交往成为世界交往，社会发展的特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各民族存在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交往中被充分揭示出来，正是通过交往，各民族的片面性发展为全面性的力量。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7]随着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社会发展中的“超越形态”现象成为一种普遍或常规现象。如果说社会发展中的“第二级、第三级关系”还属于区域交往的产物，那么，超越形态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则是世界交往、世界历史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