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交往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历史形成之前，社会发展也出现过超越形态，如日耳曼民族通过“战争交往”征服罗马帝国之后，越过奴隶制，从原始社会直接走向封建社会。然而，这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毕竟是一种特殊现象。世界历史形成之后，社会发展中的超越形态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北美洲在欧洲移民到来之前仍处于原始社会，但随着欧洲移民的到来，北美洲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在美国，“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38]，大洋洲也走着类似的道路；在非洲，有的民族从原始社会、有的从奴隶制，直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资本主义“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在亚洲，一些较为落后的国家超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都被不同的民族跨越过，因而“超越”本身是普遍存在的，具有重复性，是社会发展的常规现象。

“超越”本身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常规现象，与世界交往密切相关，同时又以几种社会形态在空间上的并存为前提。社会形态的更替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具有不同步性，当有的民族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甚至资本主义社会时，有的民族还停留在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从而在空间上呈现出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并存的局面。同时，世界交往使不同的民族之间产生了全面的相关性，即进入到交往过程中的民族之间会产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当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民族进行交往时，就会产生三种“超越形态”：

第一，落后的民族征服了较为先进的民族之后，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被征服民族较高的生产力水平，重新形成一种社会结构，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超越某种社会形态。例如，“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39]

第二，先进的民族征服了落后的民族之后，把自己较高的生产力、社会关系“导入”到落后的民族之中，从而促使落后的民族超越一定的社会形态而进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例如，英国征服印度之后，“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同时“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从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40]。

第三，当一个民族处在历史的转折点时，先进的社会形态对该民族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先进民族的“历史启示”下，较为落后的民族能够有意识地利用先进民族的经验和成果，并在先进的社会形态框架中选择和设计自己的发展形式，从而自觉地超越某种社会形态。例如，中国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41]

由此可见，世界交往及其产生的相关性形成了社会发展的变异道路。尽管不同民族超越的对象及其途径都是特殊的，但是，只要在同一时代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形态，只要存在着世界交往，那么，在相关性的作用下，超越形态就会不断发生、重复可见，成为社会发展的常规现象。

世界交往之所以能够改变社会发展的进程，使社会发展日益加速度化，是由于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交往活动的相加效应规律，即进入交往过程的往往是各民族的最新成果或富余的东西，用富余的东西去交换自己短缺的东西，等于自己增长了一种新的力量，获得发展的“爆发力”。这样，进入到交往序列中的民族就可以与全人类共享最新成果，避免了“一切从头开始”的时间耗费以及失败的消极后果，从而以人类已经取得的新的成果为起点，不断创造更新的成果。从根本上摆脱重复劳动，也就摆脱了社会停滞，使发展日益加速度化。“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42]这是社会发展加速度化的前提。

在各自闭关自守的状态下或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则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43]。这就形成了重复劳动，形成了封闭行为的重复效应规律，从而造成了社会的停滞。

“超越”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或常规现象，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存在，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并不是“二律背反”，也不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内因决定论”的否定。一切社会发展都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但由于交往，尤其是世界交往的存在，使得某一特定国家的变革没有必要等到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地步。“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44]正是这种“类似的矛盾”促使较为落后的民族或国家“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加快社会发展的进程。

超越形态的出现及其普遍化不是对人类总体历史发展顺序性的否定，不能由此认为社会形态的发展如瓶坠地，碎片四溅，没有确定的方向。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某些民族“超越”后达到的先进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从它们之中自然发生的，而是从其他民族那里“转移来的”，或由其他民族“导入的”。在几种不同社会形态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现实存在的先进的社会形态或时代发展所指向的更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对落后民族的超越具有导向作用；先进民族较为发达的生产方式及其“转移”或“导入”到落后民族的程度，决定着落后民族“超越”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