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个充满垃圾的地方，我站在高高的落地玻璃窗前，俯瞰着蚂蚁们——会说话的蚂蚁，呱喳呱喳，像是动物的语言，他们顺着扶梯一步一步爬上山，只为了朝拜富人居住的地方。
中国的流亡将军也曾经住在高高的山上，在我蛰伏檀香山的日子，我曾经路过那片山林，我的随从拿出高倍望远镜递给我，让我看那几栋白色屋顶的房子。
“少帅关在那里，”他们说。“等到他死后，他就会被抬到下面，埋在挖好的墓地。”
我也曾经是一只蝼蚁，仰望着富有的人，富有的，却失去了自由的人。
现在，我成了被仰望的，那么，我也失去了自由吗？
其实我在做梦，这个梦已经到了结束。
六点的晨光已经洒了进来，我知道被晒得痒痒的脸已经沐浴在英格兰的眼光下，些许的凉爽则是那爱德华时期的窗框投下的影。
虽然我还站在香港大厦的顶层，望着落地窗下，但这一切都只是虚幻的记忆。
我背对的门不会打开，不会有我认识的人进来，朝我开枪。
那一切，缘由、后续，都已经结束了。
今天是赵到达的日子。
陈自作主张，建议用我的劳斯莱斯车去机场接。
我默许了，看着他难以掩饰的喜悦，我故意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
等他离开后，我估算着时间差不多了，提起了象牙电话筒。
“林，到我的房间里来。”
还记得我在梦里讲，香港是一个充满垃圾的城市吗？
偶尔，为了取乐，或者说为了检验我这一身胶衣的隔绝污垢效果，我会屈尊到那些垃圾街道上，随便选择其中一只蝼蚁，让他见识属于人的生活。
而后，他们便入了魔，再也无法回到普通蝼蚁的生活了。他们或者苦涩死去，或者被嫉恨的邻人杀死，或者被虚幻毒害，生不如死。
只有，林，熬过了我都难以想象的磨练，成了值得我利用的玩物。
门开了，清脆的鞋音，并非高跟鞋，但是声音却比起这世界上最细的高跟还要典雅。
我的私人女仆兼秘书，脚踩着塑料底低跟的黑色皮革拖鞋，就像是天鹅的脚。
林系着黑色丝绒浴袍，露着雪白的乳沟，站立在门口，一米八的身材，阴柔。
我的视线从她雪白的胸口往下滑，看到的，都是钱，都是钱。
6万美元的胸，两只。
减少两根肋骨的细腰，4万美元。
脱光了毛的长腿，5千。
打磨过光滑细腻的脚后跟，每个月的护理也有1千。
我没有花钱修林的面容，那没有意义。
林天生有一张与某位香港女明星7分相似的脸，只需要稍涂脂粉就以假乱真了。
这张脸让他在糖水铺子打工时，常常遭遇无妄之灾。
我已经忘记林曾经的性别了。
我的视线掠过林的长发，挑染成了墨绿色，是我的吩咐。
这让他在女仆中不仅鹤立鸡群，而且格外别致，就像是一棵桀骜不驯的小树。
我对自己的一切都很满意，从审美到拿捏人心的分寸。
我的手轻轻拂过翠绿色的笔筒，用戴着皮手套的手轻轻拿起那只法兰闪着金光的蘸水笔，笔的前端是斜的，笔尖锐利得可以划破手指，我捏着那段白玛瑙笔杆，轻轻转着，看着闪亮的笔尖如刺。
“少爷是要准备和赵小姐签协约吗？”林开口问，声音头段带着一点低沉，即使尾音挑得很高，尖锐的哨声就像是笔尖划过粗糙的纸。
协议当然是要我来亲自写，我写字很慢，戴着手套， 一笔一画都必须沿着标准的角度，按压的力度要刚刚好，让墨水顺着划开的痕迹流淌——桃红色的墨水，像是冲淡了的血。
只有无趣的美国人才会发明追求写字速度的商业书法，他们以为挤出来的时间都可以变成金钱。
其实，金钱都牢牢攥在我们的手里，所以我们，根本不在乎时间。
林静静陪在我书桌边，看着我一笔一画地写字，每一个字母都要拆开一笔一笔勾，一次一次重新蘸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