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取舍原则也不仅仅是战略问题，而是渗透于每场战斗的始终。我们之前所讲的“后发制人”策略，就是一种特殊的“取舍”，即决策者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不与对手进行决定性的争夺，放弃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以换取自身一定的灵活性和主动权，不被对手的既定计划所致，为日后的反击争取机会。“官渡之战”是东汉时期曹操集团和袁绍集团间进行的巅峰对决，其中曹操对于决策中局部与整体的取舍处理堪称典范之作。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趁关中大乱之机，将汉献帝迎入许昌，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而袁绍所控制的河北四州都是大州且远离中原是非之地，经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特别是冀州号称“带甲百万，谷支十年”，因此其实际的兵力、财力和物力等方面均远在曹操之上。随着自身实力的急剧膨胀，一统河朔四州的袁绍自然对于曹操独霸中央权利的做法表示不满，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甚至有“代汉自立”的打算，故而积极准备兵马物资，择机同曹操一决雌雄。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任命审配、逢纪主持军事，田丰、荀谌、许攸充当谋士，颜良、文丑担任将帅，企图南下进攻许昌。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传到许昌，朝野震动，就连曹操的部将们也多认为袁军强大难以抵敌。但曹操却根据他多年来对袁绍的了解，认为袁绍志大才疏、胆略不足，刻薄寡恩、刚愎自用，兵多而指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难成大事；另外，荀彧从“度、谋、武、德”四个方面分析了曹方获胜的可能性，也极大的鼓舞了曹操的信心，使其最终下决心以所能集中兵力抗击袁绍的进攻。针对兵力不足的缺点，为了争取态势上的主动，曹操进行了周密的战略部署。首先，大胆放弃了对于黄河南岸的全面防守，仅令于禁率步骑两千屯守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协助扼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黄河南岸）的东郡太守刘延，阻滞袁军快速渡河和长驱突袭南下，同时以主力在官渡（今河南*东北）一带筑垒固守，以阻挡袁绍从正面发起的进攻。其次，派遣臧霸率精兵自琅玡（今山东临沂北）入青州，占领齐（今山东临淄）、北海（今山东昌乐）、东安（今山东沂水县）等地，利用其在青州的旧有影响力，牵制袁绍，巩固右翼，防止袁军从东面袭击许昌；并派钟繇等人持节镇抚关中，通过外交手段，拉拢雍、凉诸部，抵御袁绍，稳定左翼，以防袁绍凭借兵力优势开辟第二战场，夹击曹军。其三，命荀彧坐镇许昌，稳定后方，筹备粮草，又命曹仁率一支骑兵作为机动部队，清除骚扰后方的袁军。

在当时形势下，曹操的战略决断可称得上是十分客观而高明的：袁绍兵多而曹操兵少，千里黄河渡口极多，如分兵把守则防不胜防，不但难以阻止袁军南下，只会使自己本已处于劣势的兵力更加分散。故而，曹操采取“集中兵力、扼守要害”的方式，极力防止袁军发动突袭，为官渡主力的重点防御争取时间。黄河南岸地势平坦，易攻难守，只有官渡地处鸿沟上游，濒临汴水。鸿沟运河西连虎牢、巩、洛要隘，东下淮泗，为许昌北、东之屏障，是夺取许昌的要津和必争之地，曹操选择这里作为迎击袁绍的主战场，可谓“守其所必攻、以逸待劳”之举。曹操舍弃黄河渡口，选择官渡作为主要防御阵地就在于收缩兵力，官渡之地靠近许昌，曹军便于补给，而将漫长的补给线抛给袁绍，成为袁军了运输粮草的巨大障碍，有利于自身的持久防御。与此相对，曹操在自身兵力紧张的情况下，果断分兵数支，派遣臧霸率精兵入青州，派钟繇等人持节镇抚关中，则是为了牵制袁绍，巩固两翼；命令荀彧、曹仁坐镇许昌，稳定后方，以防袁绍凭借兵力优势夹击曹军，发挥兵力众多的优势，同样有利于自身的持久防御。无论是争取，还是放弃，都是为曹军能够实现持久防御、待机破敌的作战指导思想而服务的。史实证明：正是曹操众多有效的取舍抉择，才使得曹军的兵力得到了合理的分配，并在官渡地区挡住了袁绍的凌厉攻势，直至官渡之战的结束，袁绍也没能开辟第二战场，袁军的兵力始终不得伸展。毫不夸张地讲：曹军能够后发制人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曹操在战争初期的战略决断。

在一场博弈或者一个博弈阶段中，决策者诚然可以通过谋略和战术的增强自身的作战态势，掌握主动权。但当面临众多博弈或者多个博弈阶段时，一位优秀的决策者往往还是首先要进行深刻的取舍抉择，抓住问题的关键，以使得自身的实力得以汇聚和合理分配，使之能够在最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发挥作用。正如，法国著名军事家约米尼所讲：“军事打击一定要打击在最具有决定性的方向上面。”适当放弃无关紧要的争夺，避免四面出击，进而抓住关键性的竞争，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形成力量的汇聚，并以此带动形势向有利于自身的形势发展，这才是“舍得”哲学的旨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