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学者维弗烈度·梅瑞图提出的“重要的少数与琐碎的多数原理”（“八十比二十”原理），就是说大约80%的价值来源于20%的因素，其余价值则来自其余80%的因素。这种20%决定另外80%的原则，强调“专注重点、带动其余”的策略，为我们古老的“取舍”原则提供了现代的科学依据。《三国演义》中，对于战争的描写侧重于策略，甚至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描述指挥者仅仅通过计策的博弈和时局的判断，就可以使得敌人卷甲撤兵甚至四散奔逃，细细地体会这实际是完全不可能的，而非真实的战争。战争不是摆积木、做算术，谋略固然重要，但执行起来必须有足够的实力、勇气和耐心才能够成功。要想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必须打赢几场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役不可，西方军事学中将这类战役称为“必胜战役”（MWBs，Must-winbattles），这几场战役就是“城有所必攻，军有所必击”，先前的“不攻、不击”也正是为此时作准备，积蓄更强的兵力与士气，将自身的战斗力在关键的地方爆发出去。

前311年，秦惠文王死，太子荡即位，号武王。是时，秦国已灭巴蜀，后方巩固，国力日盛。秦武王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锋锐的君主，重武好战，有问鼎中原之志。三川，即韩国军事重镇宜阳，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记载，春秋前后成为西通秦陇，东下吴越的交通要道，称为“秦楚孔道”，既是中原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周国与韩国阻挡秦国东进最为重要的屏障。秦军若想兵出函谷，会战中原，首先必须掌控此地，才可以保证物资与兵员的输通顺畅。然而，韩国宜阳城坚兵精，路远道险，秦军孤军深入，倘若魏、赵二国出兵相救，秦军可谓是举步维艰。在秦武王征求臣子们的意见时，公子樗里疾就以“难度高，风险大”为由表示反对；客卿甘茂则认为：“伐宜阳，定三川”是秦国挺进中原、成就帝业的关键所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伐韩宜阳，必先破韩魏联盟，只要魏国助秦，赵国就不能越魏而援韩，韩一旦被孤立，宜阳虽然城池坚固，兵精粮足，但也是有可能被秦军所攻破的。秦武王大喜，立即派遣甘茂出使魏国。甘茂以“共享伐韩之利”为诱饵，争取魏王，并施以政治军事压力，与其建立了秦魏联盟共伐韩国。接着甘茂领兵五万攻伐宜阳，战争持续了五个月，未见丝毫成效。武王力排众议，决定增兵五万援助甘茂。甘茂亦散私财以赏部下，秦军果然士气大振，击退韩国援兵，攻陷了宜阳孤城，斩杀韩军七万人。韩国元气大伤，只得向秦国求和。

战前，甘茂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争取有利于己方的外部形势，但对于“宜阳之战”这样的攻坚战来说也不过是侧面的帮助，其率领秦军与韩守军进行了近一年之久的鏖战方才拿下宜阳城，正是说明了这一点，任何的外交斡旋和奇谋妙策最终均要借助于沙场决胜来实现。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往往是在几分钟内决出胜负的，但你也得有坚持到最后的能力，才能够谈得上去取得成功。秦军占领宜阳要地，打通了秦军通往中原的战略通路，为日后中原争霸所需的兵员与物资的运输提供了有利的保证。此外，秦国掌控宜阳，也打开了周都洛阳与韩都新郑的门户，进而控制周天子和韩国，从地缘上中分天下，山东诸国的合纵阵线更加难以形成，为日后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对于此类决定性的问题，付出再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也是必然要付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