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件事：我刚刚当选主席不久，有一天夜里，我已经上床睡觉，接到一个电话。文联的老同志，发现江沅同志买了手机，说是用开文代会剩下的钱买的，是开的通讯器材的发票报销的。说老同志们意见大，认为文联不是生产指挥机关，没有必要配手机。说手机没有公开拿出用，是保密的。老同志要求查，问我怎么办？我拿着话筒，一下哑了，不知怎么答复好。好一阵，我才说：“请你过半个小时再打电话来。”我当时很为难，觉得刚一学理发，就碰上了个络腮胡子，很棘手。我想：这件事一定要慎重，弄不好就会影响我与党组书记的关系。我苦苦地想了想，给宋子刚同志打了一个电话，说出了我的三条意见：一、我认为，作为一个正厅级单位的一把手，为了便于工作，配一部手机，是应该的。二、按规定办理手续，并作为公共财产登记，要我签字，我可以签。三、公开手机号码，便于大家联系。再来电话时，我说我已给宋子刚去了电话，说了我的意见，请与宋子刚同志联系。这件事，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感到文联的事不好管。

第三怕：怕管事后，投入感情，卷入矛盾。事没管好，创作又影响，落一个扁担无抓两头失沓。

作品是作家的生命。一个作家、艺术家，没有作品了，他的生命就终结了。作家、艺术家的生命价值，在于他的创作成就。我是一个作家，非常看重自己的创作。于是，尽可能地回避矛盾。基于当时这么一些想法，我给自己规定了这么一个原则，这就是大家都知道了的：不管事，不惹事，办一点好事，干一点实事。

当选文联主席四年多了，我确实没有到位。大家的批评是对的。客观上，从1996年5月开始，省委任命我到娄底兼任地委副书记，深入生活，再，我又具体负责毛泽东文学院的筹建工作，担任筹建领导小组组长。1997年12月毛泽东文学院落成后，我又接受省委领导分派的任务，带领几名作家深入贫困地区采访，一干就是半年多，接着又采写彭楚政，前后八个月，业余时间里筹建“作家爱心书屋”，前后写出一万多封信，收到捐书五万余册。但是，从主观上检查：心里没有装着文联。没有在文联的工作上用心思，动脑筋。

“三到”也罢，“三怕”也罢，集中说明自己革命意志衰退，时代责任感、革命责任心不强。应该说，作为一个作家，我是有责任感的，而作为一个文联主席，我没有尽到责任，是没有责任感、责任心的。透过这“三到”、“三怕”的思想，窥见到自己的心灵深处，存在严重的个人主义。这种“怕”，实际上是处处以“我”为处事、处人的基点，没有把革命工作、革命事业摆进来。没有积极地、主动地去思考、去探索处理“领导”与“负责”的关系。没有象我平时干别的工作时千方百计去争取省委领导的支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那样去争取党组对主席团的支持，没有主动地与周江沅同志交流、主动地收集、听取各位副主席、尤其是会外副主席的意见，集中他们的智慧，向党组汇报，得到党组的支持后，大胆、主动地带领主席团开展工作。我前面说过，处理好这些关系，一需要水平，二需要境界。自己根本就没有去实践，更没有在实践中去提高水平，提高境界。

二、今后怎么办

我没有尽到一个文联主席应尽的责任，没有挑好文联主席这副担子，没有为繁荣全省的文学艺术事业尽心尽力，有负许多文艺家对我寄予的厚望，检查起来，心里是很痛心的。今后到底怎么办？通过这一段的学习，通过这一段干部群众的帮助，我一定按照江总书记说的，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彻底破除“三到”思想，牢固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革命意志和信念，正确处理党组与主席团的关系，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处理个人创作与全省创作的关系，挑好文联主席这副担子。

1、破除“三到”思想，增强革命意志，能挑百斤担，不挑九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