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早上七点二十分，斯凡打开了淋浴喷头。水务公司安装的计算机系统可以精确计算他的用水量。受害人通常在早上用掉六十升水，相当于五分钟淋浴所需的水。然而，在事发的周一，以及接下来的三天，斯凡的用水量高出天际。

基尔·斯特里涅维克坚持说当天他的邻居像平常一样，在六点左右出来取报纸。

没错，他总是在六点前醒来。他上次睡懒觉或许是1972年的事。

“你有没有听到不同寻常的声响？有没有在七点左右看到陌生的车子？”

“没有。”

询问结束之后，两人站在户外，俯视信箱和通往大道的岔路口。埃拉说：“这真是理想的作案时间。晚上人们对陌生车子会更加注意。这里有个本地志愿者巡逻队，遇到类似的事他们会报告我们。可是在早上，没人在意车子。”

“你觉得这是计划好的？”乔乔问道。

“我在想那条狗。”埃拉说，“那个男人或女人肯定带着吃的东西，引开那条狗，不然哈格斯特洛姆会听到狗叫。还有前门，很显然，受害者取报纸进门后可能没有锁门，但是他儿子来到的时候门却锁着。问题在于那个男人或女人是否知道钥匙藏在石头底下。”

“那个人。”乔乔说。

“什么？”

“你用不着每次都说‘那个男人或女人’。”

“抱歉。”埃拉说。她迷失在自己的笔记、思绪以及她想发掘真相的行为模式中了。

乔乔抬眼看着那条消失在转弯处的林中道路。

“一个曾经杀过人的儿子回家了。要我说，这也太过巧合了。”

“你想和他谈谈？”

整个早上两人都在这一带转悠，避开众人目光，紧贴着边缘地带。欧洛夫已经回到父亲的房子里，人们发现他现身于尼兰的超市里，某天晚上有人看到他在海滩洗澡，有人经过他家时发现他出现在窗前。而正是他们把他放走的，几个邻居毫不客气地指出来，表示反对、恐惧乃至愤怒。

“还不行！”乔乔说，“我们得困住他，推翻他的不在场证明。我们要查看其他道路的交通摄像头，给其他人打电话，直到发现某个见到他周一就出现在这儿的人，证实那个父亲曾受到威胁的人，等等。”

乔乔甚至派人前往斯德哥尔摩及其周边，对欧洛夫的邻居进行询问。或许他们会看到他离开，或注意到他不在家。总会有人看到什么。

“等我们有进展了再和他谈。”乔乔说。

“前提是他还在这儿。”

“假如不在，我们就追到他。”

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那是本案调查组的一个成员在晨会上提出的。身处松兹瓦尔的几个人也通过视频连线参与了会议。

欧洛夫·哈格斯特洛姆把手机放在家中。

欧洛夫在周日晚去到案发地，杀死自己的父亲，然后驾车回家。两天后他再乘列车北上，打开手机，让人以为他只是无意中发现自己父亲被杀。

当然，这只是推测而已。不过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在欧洛夫离家二十三年之后，那房子里仍满是他的指纹。

乔乔用脚踩熄香烟。他打算退休了——他在几小时之前点燃第一根香烟时就说过这话。他答应他的新女友要退休。

“附近有什么地方能吃顿像样的午餐？”

他们在滨海高岸酒坊的餐厅里坐下，坐在这里能看到河流和远处蓝色山峦的美景。这时埃拉的手机响了。她走到露台上接电话。严格地说，这个新酒坊并不靠近海岸，然而“滨海高岸”一词能引发人们对壮丽自然和世界遗产的想象。过去，阿达伦河谷总是和罢工联系在一起——这可没什么吸引力。

即便是机场也以“滨海高岸”命名。同样，你在那里也看不到海岸。

手机里传来一个女声，深沉，略显迟疑。她自我介绍说自己是英吉拉·伯格·海德。

“很高兴你能打来电话。”埃拉说。昨天她曾几次想联系英吉拉。

“我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葬礼该如何进行。”听起来她有些心不在焉，语速也慢，显然她对此大为震惊，埃拉想。这是失去父亲的感觉——失重感，沉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