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废立，袁绍另立，袁术自立，说明他们充其量只不过“乱世枭雄”，也反过来证明只有曹操才是天才的政治家。因为只有曹操，才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采取了一种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效益最高的政治策略。那么，曹操的策略是什么呢？

在上一集，我们讲到了董卓、袁绍和袁术这三个“乱世枭雄”在皇帝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董卓废立，袁绍另立，袁术自立。这三种决策，即便不能说是错误，至少也是不高明，因为成本高，风险也大，效益低。相比之下，曹操的做法显然高明得多。他既不废立，也不另立，更不自立，而是把现任皇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据地，客客气气地供奉起来。然后，利用现任皇帝的旗号，以国家的名义号令天下，征讨四方。

这就是通常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其实，“挟天子”这个说法是可以讨论的。包括曹操是否打算这样做和是否能够这样做，都可以讨论。因为无论曹操还是他的谋士，都没有说过这句话，也没有使用过“挟天子”的说法。这话是别人说他的。比如诸葛亮就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集团的人也说曹操“挟天子而征四方”，袁绍则说曹操居然还想“挟天子以令我”。我们知道，那时的政治斗争的激烈。对手的话，不一定靠得住。

曹操方面的说法是“奉天子”，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毛玠），或者“奉天子以令天下”（贾诩）。这两种说法，看起来大同小异，其实相去甚远。那么，“奉天下”和“挟天子”又有什么不同？曹操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谁给曹操出的主意？曹操是怎样实施的？他这样做了以后，又是“天子”的什么人了呢？。现在，上天的嫡子、天下人的父亲颠沛流离，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割据一方的诸侯都不伸手救援，许多人是愤愤不平看不下去的。如果能够尊奉天子，无疑会大得人心。这就是毛玠深谋远虑的地方。至于“修耕植，畜军资”，其意义则已如前说。总之，“奉天子”是政治战略，“修耕植”是经济战略，“畜军资”是军事战略，所以说毛玠的话是“纲领性文件”。

曹操立即就采纳了毛玠的建议（《三国志》的说法是“敬纳其言”），而且予以实施。前面讲过的“屯田”，就是“修耕植，畜军资”。另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奉天子”了。

但是这并不容易。毛玠提出建议后，曹操就派使者前往长安，联系朝廷，却被河内太守张杨拦住，不得过境。这时，一个名叫董昭的人出来帮了大忙。董昭这个人，按照张迩冬先生《闲话三分》的说法，在三国中连次要人物也够不上。但我以为，董昭的“戏份”虽然不重，每次出场却都在节骨眼上。比方说，曹操的迎奉天子，陈迩冬先生就谓之“董昭教打‘皇帝牌’”；后来曹操成为“魏公”、“魏王”，《三国志》也说“皆昭所创”。其实曹操的这些事，并非董昭一人之功。比如“奉天子以令不臣”，就首先是毛玠的建议。不过，这件事能够办成，董昭的作用确实很大。

董昭原本是袁绍的人，因为袁绍听信馋言对他产生怀疑，只好离开袁绍去洛阳，半路被张杨收留。董昭见曹操的使者被张杨拦截，就对张杨说，将军不要以为袁绍和曹操是一家，我看他们两个总有一天会翻脸，而胜利者必定是曹操，因为曹操才是当今天下的英雄。现在曹操代理了兖州牧，派使节去朝见天子，路过将军这里（其实被张杨拦住），这就是将军和曹操的缘分啊！将军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将来你们就是好朋友了。于是张杨就上书朝廷，表荐曹操。董昭又自己掏钱以曹操的名义给李傕和郭汜送礼，从此曹操和朝廷有了来往。这是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