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很早就意识到，正义的旗帜和精锐的队伍是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奉天子以令不臣“，是为了高举正义的旗帜；颁布《求贤令》，主张“唯才是举”，则是为了建立精锐的队伍。实际上，袁绍和曹操都是要用人的。那么，他们的用人之道有什么不同，曹操的高明之处又在哪里？

这一集，我们讲曹操的用人之道。

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三国志武帝纪》的最好一段话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大。太祖运筹演谋，鞭达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娇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这段话，是陈寿对曹操的总体评价。从这个评语不难看出，战胜袁绍，是曹操一生中最大成功；而曹操能够成功，又因为他精于谋略和善于用人。可见，用人之道，是曹操成功之道的核心内容。

所谓“用人之道”,其实也就是两个问题，一是用什么人，二是怎么用。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曹操和袁绍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先说用什么人。

必须肯定，袁绍这个人，是有个人魅力的，也懂得人才和人缘的重要。《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说，袁绍年轻的时候就在京城广交豪侠，经常在他那个豪门大院里开派队，办沙龙，办沙龙，迎来送往，呼朋引类，门庭若市，也结交了一大批社会贤达和社会名流。这事一度引起当局不满，说袁绍这小子“不应呼召而养死士”，想干什么！他叔叔袁隗（音委wei）也骂他，说你想让袁家灭门呀！袁绍才稍有收敛，投到大将军何进麾下效力。

可见，当时朝中就已经有人发现，袁绍在模仿先秦时代贵介公子的做派，交豪侠，养门客，搞小集团。袁绍自己，恐怕也暗暗以战国“四大公子”自许。贾谊《过秦论》说，那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于是名扬天下，一呼百应。这份风光，是很让人神往的。袁绍出身高贵，一表人才，是个翩翩美少年，便觉得很有资格也很应该成为这样的公子哥儿。

可惜袁绍只学了点皮毛，没有学到精髓。不怕花钱（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大概是学会了的，“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就谈不上。他交人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这是一种偏见，也是一种做秀和摆谱。袁绍这么做，是要告诉大家，袁大公子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好见的（不妄通宾客）。这不是摆谱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袁绍结交名人，是为了抬高自己，并非真心要使用他们的聪明才智。袁绍从来就是自命不凡的，他不认为有谁比自己更聪明，因此也用不着当真笼络人才，只要能装点门面就行。这就是做秀了。为此，他可以做“折节下士”状，骨子里却是刚愎自用。这是他“能聚人而不能用”的根本原因。荀彧的判断是正确的：“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翻译过来就是：“袁绍凭着家族积累的人缘，装模作样做出礼贤下士的样子，以博取虚名，因此那些徒有虚名的家伙便都归附他。

这就是袁绍了：做秀演戏，沽名钓誉，装点门面，自鸣得意。

曹操正好相反。他的方针是：实事求是，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来者不拒。在这个前提下，曹操妥善地处理了五种关系。

第一是名与实。曹操的政策是：名至实归，更重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