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求贤令》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他改变了帝国的用人制度（两汉察举制度推出历史舞台，而后代之以魏晋荐觉制度，至隋唐始改为科举制度），也牵涉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不能兼备时，哪个是熊掌哪个是鱼呢？传统的做法是取德而不取才，至少是先德后才，曹操却明确提出“唯才是举”。所谓“唯才是举”，就是说，只要有才就行，德可以不问，甚至“不仁不孝”也不要紧。这当然有点惊世骇俗，也容易引起误会，因此需要稍加解释。

其实，曹操这样说，并非不要德。事实上，曹操本人是很注重道德的。他对那些真正道德高尚的人，也是很尊重的。比如崔琰和毛玠那样选拔官吏，那么，每个人都会自觉自律，我也就没什么可做的了。

但曹操绝不是“唯道德论”者（他在建安八年颁布了一道命令就是批判“唯道德论”的）。他并不认为道德是选拔人才的唯一的标准，甚至不认为是第一标准。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以道德为唯一标准和第一标准，就可能出现三个问题。一是有德无才。选拔出来的人，品质倒是没有问题，可惜什么都不会，啥也干不了，是没有用的老好人。二是求全责备。一些有才能甚至有特殊才能的人，因为道德品质有暇疵或者有问题而不得选拔。三是弄虚作假。比如为了得到选拔，做政治秀，做道德秀，结果是道德变成不道德，东汉末年就是这样。

那么，主张“德才兼备”不行吗？崔琰、毛玠，不就是德才兼备吗？德才兼备当然好，但那是理想境界。承平时期，天下大治，没有太多特殊要求，自然不妨慢慢追求，找到一个是一个。然而此刻却是非常时期，曹操要做的又是非常之事，那就不能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必须重奖有功，重用有能。用曹操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发布的《赏功能令》中的话说，就是“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

事实上，德与才并非总能兼备，名与实也未必都能统一。有品行的不一定有能力（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有能力的不一定有品行（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同时，出身好的不一定有水平，有水平的不一定出身好。曹操说，伊尹和傅说不就是奴隶吗？萧何和曹参不就是县吏吗？陈平不是背有恶名吗？韩信不是被人耻笑吗？管仲就更不用说了，论立场，他是“敌人”；论品行，他是“小人”。然而商汤、武丁、齐桓和我们高皇帝，却重用了他们，而且依靠他们取得了胜利和成功。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

何况，东汉以来的所谓“德才兼备”，其实是要德不要才，哪怕是装出来的“德”。甚至就在曹操广纳人才的时候，还有人提出主张，认为即便有功有能，如果“德行不足”，也不堪“郡国之选”。这就要矫正。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正。因此不能再四平八稳地讲什么“德才兼备”，必须振聋发聩地提出“唯才是举”。

第三是廉与贪。曹操的政策是：重用清官，不避小贪。

既然唯才是举，那就不拘一格。德才兼备固然好，有点小病也无妨。《魏略》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曹操有个老乡叫丁裴，爱贪小便宜，居然利用职权用自家的瘦牛换公家的一头肥牛，结果被罢了官。曹操见到他，故意问：文侯呀，你的官印到哪里去了？丁裴也嬉皮笑脸地说：拿去换大饼吃了。曹操哈哈大笑，回过头来对随从说，毛玠多次要我重罚丁裴，我说丁裴就像会抓老鼠又偷东西的猫，留着还是有用的。此事如果属实，大约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猫论”了。

第四是降与叛。曹操的政策是：招降纳叛，尽释前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