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了真乐得不可开交。

“去吧，跟我一块儿去，成不成？”我说。

我真希望有她陪我去。

“我真的不想喝。

可我还是非常感谢你，亲爱的，”她说。

“再说，餐车这会儿大概已停止营业。

时间已经很晚了，你知道。”

她说得不错。

我完全忘记这会儿已是什么时候啦。

接着她看着我，问了我一个我一直怕她问的问题。

“欧纳斯特信上说他将在屋期三回家，圣诞假期从星期三开始，”她说。

“我希望你不是家里人生病，把你突然叫回去的吧。”

她看去真的很担心。

她不象是好管闲事，你看得出来。

“不，家里人都很好，”我说。

“是我自己。

我得去动一下手术。”

“哦！我真替你难受，”她说。

她也确实如此。

我也马上后悔不该说这话，不过为时已经太晚。

“情况不算严重。

我脑子里长了个小小的瘤子。”

“哦，不会吧！”她举起一只手来捂住了嘴。

“哦，没什么危险！长得很靠外，而且非常小。

要不了两分钟就能取出来。”

然后我从袋里掏出火车时刻表观看。

光是为了不让自己再继续撒谎。

我一开口，只要情绪对头，就能一连胡扯几个小时。

不开玩笑。

几个小时。

此后我们就不再怎么谈话。

她开始阅读自己带来的那本《时尚》杂志，我往窗外眺望一会儿。

她在纽瓦克下了车。

她祝我手术进行得顺利。

她不住地叫我鲁道尔夫。

接着她请我明年夏天到马萨诸塞州的格洛斯特去看望欧尼。

她说他们的别墅就在海滨，他们自己还有个网球场什么的，可我谢绝了，说我要跟我的祖母一块儿到南美去。

这实在是弥天大谎，因为我祖母简直很少出屋子，除非出去看一场混帐日戏什么的。

可是即使把全世界的钱都给我，我也不愿去看望那个婊子养的摩罗——哪怕是在我穷极潦倒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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