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不久，日本更加紧了“华北自治”的活动。11月11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自天津到北平，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限宋于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取河北、山东。鉴于华北局势紧张，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日蒋介石在会上作对外关系讲演，声称外交方针为“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据说这后一句话还是阎锡山提出的。会上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国难时期集中力量充实国防建设》等案，并于16日下令调兵备战，京沪路沿线已屯兵达11个师。26日又明令，对宣布冀东“独立”，背叛国家，甘为汉奸的殷汝耕，撤职拿办，还下令取消北平军分会。28日，与日方商洽设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为委员长，日本推出王揖唐为委员。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宋哲元出任委员长。同时，国民政府还任命阎锡山、冯玉祥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松林等编：《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254页）。

宋哲元能够有这样比较好的结局，固然与国民党中央所采取的这些较为强硬措施，及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宋哲元的要求有直接关系，但是，阎锡山通过徐永昌对宋哲元的劝戒、警示，也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如果宋哲元一意孤行，继续勾结日本，“一念之差”，其下场很可能就是“身败名裂”。

从阎锡山在“华北事变”中的这些表现来看，他是坚持了民族大义，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的。如若他在日本的争取、拉拢下产生动摇，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要是他愿意“出头负责”，凭他的资力、威望和实力，“华北五省自治联合政府”是会很快成立起来的，这样第二个伪满州国将成为现实，民族危机将更加加剧，即使他“不出头负责”，却也对其他一些跃跃欲试者不加劝阻，其结果也很可能是如此，只不过是进程的快慢，时间的迟早而已。因此，说阎锡山在“华北事变”中是有功于民族，有功于国家的，并不过分。正是由于阎锡山的不动摇，才使日本的“华北自治”阴谋未能如愿以偿，其间虽然日本扶植成立了几个伪政权，但它毕竟是局部的，小范围的，并未牵动全局。从这一点上来讲，阎锡山的如此作为，对于“7·7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两军坚持华北抗战，特别是八路军开辟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这三大华北抗日敌后根据地，也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6、红军东征后，阎锡山反复权衡，作出了“迎共”抗日的选择

1936年，对于阎锡山来说，又面临着一次艰难的选择。因为红军东征后，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是日本人在逼他，一方面是蒋介石要搞他，而又一直没有放弃北上抗日的主张，也就是说，一旦时机成熟，领导的红军还会再次东征，北上抗日。阎锡山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不能不感到巨大压力，也不能不再三权衡，作出有利于己的选择。

阎锡山在政治上、思想上竭力防共的同时，在军事上的防共，也是进行过一番努力的。但是负多胜少，除1931年他要徐永昌对平定兵变和晋西游击队的军事斗争还算是取胜之外，以后几乎是每战必败，而1936年春，在对东征红军的作战中败得更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