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4年冬，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就由正太护路军总司令孙楚率领5个旅的兵力，协助驻陕的张学良部“围剿红军”，岂料，陶振武、方克猷两旅遭到重创，孟献吉旅的一个团长曲有诚被击毙，马延守、吉文蔚在宋家川附近也被红军打得四分五裂，全军覆没，马吉二人仅以身免。阎锡山鉴于这个教训，遂以黄河为天然屏障，在北起河曲南至永济的黄河东岸上，沿河构筑土城、碉堡，转守为攻。1935年8月，又召集黄河沿岸21县县长，举行防共会议，要21个县都成立“防共保卫团”。同时，将孙楚所率5旅人马继续驻扎于河西，另派两个师分别驻扎于晋西和晋南沿黄河一线。1935年冬，中央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阎锡山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要求阎锡山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声明于不顾，再一次调整军事部署，除原有之河防部队继续防御外，又将其他部队进行了纵深配置，把晋绥军7个师的兵力，编为了4个纵队，各纵队均附属炮兵一团，“进驻汾阳、孝义、灵石、蒲县、隰县一带山岳地区，总指挥部设在孝义，准备应战”（杨耀芳：《阎锡山阻击红军东渡的概况》，《山西文史资料》第6辑，第27页），想凭借其精心构筑的多层防线，将陕北红军阻挡在黄河以西。

但是，阎锡山万万没有料到，由、彭德怀率领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约3万人，于1936年2月20日一夜之间便突破了他的河防工事，东渡黄河，并且，在他组织的所谓“汾孝会战”中，红军在孝义兑九峪、阳泉曲重创阎军第一纵队的周原健独立第二旅，第二纵队的杨效欧66师，也曾被红军包围两翼，几被歼灭。之后，红军又跳出了阎军的包围圈，于3月上旬兵分三路，进行战略展开。一路由徐海东率领红25军团向北挺进，直逼晋中；一路由率领红一军团挥师南下，杀向晋南；另一路则由、彭德怀率领总部和警卫团少数兵力，在晋西北继续周旋。徐海东的先头骑兵曾一度逼近太原附近的晋祠。阎锡山惊慌万分，忙让在绥靖公署大门前垒起沙袋，构筑临时工事，同时令在汾孝地区尾追红军的李生达、杨效欧两部回防太原。的一军团在截断南同蒲路之交通线后，一路向前，围攻霍县、赵城、洪洞、临汾等县城，并进占襄陵、侯马。红军所到之处，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并筹款和扩充红军。

阎锡山还在“汾孝会战”之前，鉴于红军来势凶猛，恐自己难以应付，即于3月3、4两日连电蒋介石“请速定大计，助中央及地方‘协剿’红军”。蒋接电后，急令驻于河南之关麟征25师，河北商震之第32军，分赴晋省灵石、晋南“协剿”红军。同时，电令张学良部向黄河西岸挺进，以断红军之退路。当红军兵分三路后，阎锡山又以“匪军分股流窜晋省，现有兵力已不足遏阻匪祸”为辞，再电蒋介石“请求再增派部队”。3月中旬，蒋介石派中央军第13军汤思伯率所部及其他中央部队共3个师3个旅入晋，这样，前后增援山西的国民党军队达12万之多。3月24日，蒋介石又派陈诚赴太原坐镇，并派空军一队进驻太原。3月21日增援山西的各路中央部队和阎锡山的晋绥军，向东征红军发起“进剿”。

鉴于这种严峻形势，从大局出发，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保存国防力量，以利将来对日作战，果断决定回师陕北。各部队于4月底5月初，陆续渡河回陕，并于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表示愿意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东征之役，就此结束。红军在晋活动共75天，足迹达于晋中、晋西、晋西北和晋南40余县，其间扩充红军8000多人，而阎军损失万余兵力。

东征红军主动撤退，返师陕北，阎锡山虽然暂时松了一口气，但他却并未因此而感到高兴，因为由红军东征而引发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又摆在了他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