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山西经济建设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是多种因素聚合的结果。把它简单地归之于某个方面，或某个层次，都是不实际的。山西当时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仅是外部条件或机遇，它只是发展经济建设的前提或可能性，而要抓住机遇，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把可能性变为现实，则必须通过主观上的努力。同期与山西这种社会环境相似的省份不在少数，而山西的经济建设却能异军突起，其主要原因正在于主观上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又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决策者对事物在思想认识上的明确及其决心和魄力，固然作用非浅，但如果不能统驭全局，把握整体，依据实际，制定出一个系统而全面的计划，就有可能顾此失彼，事倍功半，甚至留下诸多后遗症，即使有了好的计划，若没有各级政府的认真贯彻执行，没有各阶层群众的积极奉献，勤奋苦干，那也会是一事无成。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观察问题，主观上的两个方面都应当予以客观地考察，只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或者相反，都不可能对山西这一时期经济建设腾飞的原因，做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3、加强思想政治控制，“以主义对主义，以组织对组织”

阎锡山在进行省政建设的过程中，并没有放松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方面的建设，而是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他除了要人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忠、信、悌、孝这些东西外，还竭力向人们宣扬他的“公道主义”。

其实，还在1920年前后，阎锡山就已经比较系统地阐述过他的公道主义理论。在他提出的“公道主义的村本政治”中，就明确指出“世间有一种主义，兼各主义之长，而无各主义之短。不论何时何地，皆可适用者乎？曰有之：‘公道主义’是也”。要求为政者以公道主义相号召，推动村本政治的实施（《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六），第20页）。他所指的“各主义”主要就是军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在他看来，这些主义都有其“短”，军国主义扩张侵略，封建主义统治，资本主义私有剥削，而又是“强人做圣人”，因此都不可取，只有他提出的“公道主义”才是能避各主义之短而扬各主义之长的最好主义。在这里，阎锡山的“公道主义”实际上已在针对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之狠毒，实有甚于洪水猛兽，苟若没有一个适当的方法以求对策，则之势力蔓延，终将会成为世界人类之大祸”（吴文蔚：《阎锡山传》（一），第160页）。

在这之后，阎锡山经过不断地修正完善，使其公道主义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其内容主要是：一、“公道即中也，也即是事之恰倒好处。凡事皆有个好处，也只有一个恰好处”，“遇事持平，不能偏依”；二、“公道自在人心，以吾之心所愿欲者施之于人，自能得人心之所同然”（《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六），第85、86页）；三、公道于民主共和至关重要，“一国人民能有自动的公道爱人精神，一国可成个真真民主共和”；四、民主就要为民主持公道，“中国今日可算是民主国家，如果不能替民主持公道和爱群，就是假民主”（《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五），第52、55页）；五、公道能够济事匡时，“而公道彰，则百政举，公道颓，则百政弛”。正因为公道对社会不平具有“平之”、“补之”、“除之”的功用，所以只要主持公道，人间就能“衣、食、住、用完足，不相侵扰也”；六、士人负有主张公道的责任，士人必须“踢破三千年以来被传子所**之臭官场气味，恢复读书人本来面目，本‘父母其心公仆其身’八个字，实行推爱与主张公道也”（《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六），第8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