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回到老家之后不久，“9·18”事变爆发，对此，有的人便认为阎锡山与此有着很大关系。阎的亲信赵承绶、梁汝舟在其回忆录中就说道，“阎锡山所谓的‘张汉卿自顾不暇’一语，是阎锡山当时早已知道日本人要在东北发动侵略战争的证明，说明‘九·一八’事变是阎锡山老早参与其谋的”（《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第5页）。“阎性吝啬胆小，此次出重价，冒险回晋，事如不急，阎必不肯，以此推断，阎必预知东北将发生变故”（梁航标：《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的蒋阎关系》，《山西文史资料》第7辑，第12页）。这些回忆文章，均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的《山西文史资料》上，在那个抓阶级斗争、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里，他们作为阎锡山的亲信，为了尽量说明自己要与反动派阎锡山划清界限，难免违心而论，把阎锡山与这个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以此证明阎锡山的反动，况且阎锡山又与日本走卒赵欣伯有过那个过节，并且他回山西又是由日本人驾机，乘日本飞机回来的。因而这些说法不能不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即以阎锡山所说的“张汉卿自顾不暇”而言，就难以令人相信它能证明阎锡山与“9·18”事变有关。因为，中原大战后，张学良身为国民党政府的要员，既要掌管东北军政，又要兼理华北事务，他上要对蒋介石“负责”，下要笼络晋绥政要，方方面面都要应对，而日本为挑动战争在东北的不断寻衅滋事，更加重了张的外交负担，所以，张学良可谓日理万机，穷于应付。他的这种“自顾不暇”，也就并非仅仅是指东北危机了，凭此来“证明”阎锡山早已知道日本人要在东北发动侵略战争，并参与其谋，及其必预知东北将发生变故，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再则，阎锡山虽然留学过日本，与日本军政要人关系不错，可是，他毕竟是在野之身，在他已经没有实权的情况下，日本人怎么能把东北军政寄托给他呢？况且，日本发动“9·18”事变，对日本而言是一件举足轻重，又是十分秘密的大事，又怎么能让阎锡山参与其谋呢！因此，把阎锡山返晋与9·18事变联系在一起，显然有些牵强。事实上，山西局势的动荡不安，才是促成阎锡山急于返晋的主要原因，他对东北时局一些迹象的观察分析，则是其返晋的次要因素。

阎锡山潜回山西，尽管进行得十分秘密，但“没有不透风的墙”，一直密切注视阎锡山动向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CC派，很快打探到了消息，消息传出，首先引起了张学良的不安，因为，是蒋介石委派他节制山西并监管阎锡山的，因而，张学良于9月11日致函阎锡山，称“现在国家力求巩固和平统一，先生应即速行放洋考察，以正各方视听，何日起程？学良当嘱各方妥为保护送迎”，并且又通过徐永昌向阎提出，要阎“自动移北平”，“晋将领对以往不听调遣事认过”（赵正楷：《徐永昌日记》第2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2月编印发行，第464页）。但早有准备的阎锡山却致函张学良称“……家父病况渐趋平复，惟仍须中西医继续诊治服药，医云：年老体衰，约须再调养数日。山为独子，不忍遽离左右。既承尊嘱，自当‘俟病情好转，即行起身。至迎送一节，实不敢当’”（赵正楷：《徐永昌日记》第2册，第464页），以此为由，进行应付和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