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后，阎锡山还以“借给平执会”或其他名义的批条，由山西省银行经理白东生经手，从省银行向外埠转出一批黄金。如1948年8月20日，他就指示白东生“由备支中汇款内借给平执会黄金壹百条”。9月23日，又指示白东生“由阎志敏、阎志惠（阎锡山之四子、五子——引者注）项下取赤金贰百玖拾玖两捌钱肆分陆厘”。同时，阎锡山还从其他“民营”企业中搜刮了大量资财。1948年11月，阎锡山见大势已去，决定对全省“民营”企业实行集中管理，分按太原、京沪、平津3个领导组，除保留西北实业公司和同记公司外，其他贸易机构、银钱业等一律撤消，将所有动产、不动产造册上报，所有军需物资交由各地领导组留备提用，并令各企业单位将货物变价，其变价款统统运送上海，由该组负责人杨爱源收集后交给阎锡山本人。当时这些单位的资金和余利均按黄金计算，少的有二、三百两，多的达3000两以上。这次货物变价送交杨爱源的黄金有4.5万两左右。因此，到太原解放前夕，各“公营”、“民营”企业，除机器设备、房屋等未能搬走外，其余浮财和历年来的余利基本上被阎锡山掳掠一空。资本雄厚，在囤积居奇、倒卖金银中发了横财的山西省银行，到太原解放被解放军接收时，只剩下了赤金415.645两，银元33346元，金元券1564301650元，混白银14.85两，小银元33.50元，面粉246袋，外车胎62条，小麦1001.6斤，以及房院5处和一些器具（《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接管组申请报告》，1949年5月20日）。而这些财物也主要是留给办事人员继续维持残局用的。

此外，阎锡山还向南京中央冒领了大批军粮、军服等物资。晋中战役后，阎锡山的军队以及政、组等人员之粮食，因已无田赋公粮可征，所以只得全部向南京中央政府请领，当时实际应领人数本不足10万，但阎锡山仍按原编制20多万人向南京中央请领。每人每月应领粮60市斤，总计每月要领1241万斤。这些粮食全靠飞机从青岛、汉口、上海、芜湖等地空运。因架次有限，每月只能运送600万斤，其余640万斤则留于原地。按当时每斤粮食折白洋0.07元计，640万斤则约合44.8万元。以上海当时金价每两80元白洋计，折合黄金5600两。以10个月计，共5.6万两。军服布匹，南京中央政府按15万人供给，每人每年单、棉衣等依规定合计应发布10丈，15万人共150万丈，每匹布为11丈，计合布136336匹。空运到太原的不过三分之一，余留上海9万多匹。按时价每匹布白洋9元计，共81万元，合黄金1万多两。棉花共发562400斤，除运太原外，留沪374000多斤，以每斤白洋0.2元计，合价74000余元，折黄金900多两。每人单、棉共6套，工、线、纽扣，每套需款0.4元，未运回的三分之二，约为10万套的服装共应需24万元。另每人鞋、袜平均2元，共20万元，两项共44万元，折合黄金5500两。以上各项，总计约黄金8万两（据《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422—423页有关数据统计）。

连同从“公营”、“民营”企业中的搜刮，总共有约13万两黄金。

这些黄金若以阎锡山用1万两黄金兑“金元券”时可购4000吨面粉计，即可购回面粉56000吨，以当时太原市25万人口计，每人可得220多斤，再以每人每月用50斤计，也可维持近3个月。

除搜刮掠夺大量钱财外，阎锡山还将日本投降后，派人到日本认出的原西北实业公司的700余部较好的机器，于1948年秘密运到台湾，并在太原紧张时，派西北实业公司协理曲宪治赴台筹备设厂，备作其去台后的经济事业。但为了稳定人心，并继续生产营利，阎锡山在将贸易、银钱业等“民营”企业一律撤消时，保留了西北实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