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雄性动物也不必因此而仰天长叹悲号不已，因为片刻欢愉之后，这些坏蛋们基本上都是撒手不管了。孵蛋怀孕生儿育女之类的繁重任务往往会落在雌性动物头上，更严重的是，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还要面临着严酷的生存危机。所以，雌性有权对雄性挑挑捡捡。这就是贝特曼（AngusBateman）在1948年提出的“生育投资不对等”逻辑。

结论是，在两性的世界里，绝大部分雌性都有摆谱的本钱。因为它们有珍贵的卵子并要付出艰辛的劳作来养育子女，所以它们有资格成为挑剔的选择者，而身上装满了便宜货的雄性只能拼命折腾以接受选择了。

达尔文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动物，这种动物似乎没有性选择的必要。理论上来说，不管怎样，大家似乎都能找到伴侣。这样雄性就不需费力把自己打扮得很扎眼。

可是，像英国野鸭及我们熟知的鸳鸯鸟等在当时看来是典型“一夫一妻”制的鸟类，雄鸟仍然长得光彩照人。根据性选择理论，这就属于没有道理的现象了。为此，达尔文给出的解释是：先下手为强！

也就是说，达尔文假定先成熟的雌鸟最健康，它们当然需要寻找先成熟的雄鸟，而长得漂亮则是成熟的重要标志。在这里，“一夫一妻”也没有逃脱性选择。

不仅是漂亮，凡是可以用来炫耀的东西，都可以被纳入性选择中来，比如枝枝杈杈的鹿角，本来是很让人费解的东西，因为有的鹿角长得太长了，到了离谱的地步，一看上去就觉得头上顶这一大东西简直是太累了，浪费资源不说，逃跑起来也不麻利。如果不用达尔文的炫耀理论来解释，简直一无是处。

达尔文走得更远，他不但把鹿角和羽毛纳入性选择中去，而且把男人的思想、勇敢和坚毅的品质与发达的肌肉一道，列为可供女性选择的项目。在知识时代，肌肉男渐渐式微，似乎在验证着达尔文的这一想法。

此时的达尔文，充分暴露了他性别歧视的一面。他认为更为发达的大脑决定了男人在任何领域做任何事情都会超越女性，甚至是女性所望尘莫及的。无论是思想、理智、想象力还是动手能力，女人都只能等而下之；而男人之所以拥有这些能力，是因为他们要打败对手。

有人把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思想家名单拿出来看了看，似乎也能证明达尔文是正确的——里面很难找到女性的名字。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科学家的研究也是有倾向性的，大多数男性学者们对雌性选择兴趣不大，而女研究者则不然。牛津大学动物学教授克罗宁（HelenaCronin）在《蚂蚁与孔雀》一书中对达尔文关于女人的态度避而不谈，却大谈性选择，反复强调雌性选择的重要性和科学，并声称达尔文已取得了彻底胜利。

其实，这场争论学远没有停止的迹象。

华莱士是反对达尔文性选择理论的旗帜。他率领一大批进化论者坚定地认为，性选择理论根本没有必要。这是达尔文主义中一项严重的歪理邪说，无形中削弱了自然选择的权威地位。

华莱士有一个简单事实基础。他说，有一些体色鲜艳的漂亮小鱼们是体外受精的。雌鱼将卵排在水中，这些卵和谁的**结合，雌鱼几乎没有发言权，有时这些雌鱼连雄鱼的面都见不上。也就是说，根本谈不上什么性选择。

更有甚者，有些雌性昆虫与很多雄配，往往来者不拒，然后把**贮存在受精囊中，以便慢慢享用。在这里，似乎需要展开竞争的是**，而非雄性个体。推导的结果是相同的，雌性无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