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何心隐，聚徒讲学，对于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何心隐大加反对，声言要入都“持正义，逐江陵去位，一新时局”。张、何的冲突达到白热化。万历七年，即1579年，何心隐六十二岁时，他在祁门学生胡时和家中被逮捕，解到武昌狱中，终被杖毙狱中。在何被捕期间，泰州学派许多重要人物对其进行奔波营救：有的为他辩冤，有的变卖家产营救，有的愿舍身替死。

有人指斥张居正因为要避免学术上的歧义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最显著的例子是把泰州学派中的佼佼者何心隐置于死地，但李贽却力为辩护，认为何心隐之死与张居正无关。他在《书答邓明府》这封信札中指出：

何公死，不关江陵事。江陵为司业时，何公只与朋辈同往一会言耳。言虽不中，而杀之之心无有也。及何公出而独向朋辈道“此人有欲飞不得”之云，盖直不满之耳。何公闻之，遂有“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等语。则以何公平生自许太过，不意精神反为江陵所慑，于是怃然便有惧色。盖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实，所谓两雄不并立于世者，此等心肠是也。自后江陵亦记不得何公，而何公终日有江陵在念。

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与吉安缙绅为仇。然亦未尝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特何公自力仇耳。何也，以何公“必为首相，必杀我”之语，已传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无有缘，闻是，谁不甘心何公者乎？杀一布衣，本无难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则又何惮而不敢为也？故巡抚缉访之于前，而继者踵其步。方其缉解至湖广也，湖广密进揭帖于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已矣。”及差人出阁门，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发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胆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应城之情状可知矣。应城于何公，素有论学之忤，其杀人之心自有。又其时势焰薰灼，人之事应城者如事江陵，则何公虽欲不死，又安可得耶！

江陵此事甚错，其原起于憾吉安，而必欲杀吉安人尤错。今日俱为谈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鉴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非与世之局琐取容，埋头顾影，窃取圣人之名以自盖其贪位固宠之私者比也。是以复并论之，以裁正于大方焉。所论甚见中蕴，可为何公出气，恐犹未察江陵初心，故尔赘及。

我之所以占用大家的时间，全文读出这封信来，乃是因为李贽的这封信为张居正辩诬，是一个无可替代的证明。李贽当时为云南姚安知府，就是现在的大理。李贽作为当时思想界的领袖，对张居正的评价，给我们留下非常重要的文件。张居正为何不能容忍何心隐？乃至要杀他？是不是地方官揣摩其心理投其所好弄死了何心隐？我看后者的可能性极大。何心隐是阳明心学的传人，属于泰山学派。何心隐以陆王心学传人自居，当时整个湖广地区都是陆王心学的重镇，私立书院很多，是传统陆王心学的重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