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其时，官学的学生对正统程朱理学教义不感兴趣，这一点正如改革开放初期，思想界以马列主义为正统，而民间知识分子研究欣赏的却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两种思想互相激荡。在野的陆王心学与在朝的程朱理学两大思想针锋相对。张居正对程朱理学也有犀利的批判，同时也反对当时的士林中人一味地拾陆王牙慧，所以他不会完全站在官方立场反对何心隐。他觉得国家要储备人才，但像何心隐那样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清谈无补于苍生。实际上他对“知行合一”思想是赞赏的。当心学演变为玄学，注重实学的张居正便有些担忧，就像今天谈到对青少年的教育，执事者也害怕所有青少年变成崇尚空谈的清流。因此张居正下令取消全国众多的私立书院，客观上收到了钳制思想的作用。但张居正的主观动机是想正本清源，让思想界能够为他的万历新政提供理念支持。基于以上考虑，我觉得我们不要以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政治家的作为。

第三个是于慎行。于慎行是张居正亲自推荐给万历皇帝当老师的。万历皇帝重用于慎行，让他人阁当了辅臣。宦官张鲸与平反复职的刑部右侍郎丘橓受皇上的派遣气势汹汹去江陵抄家，于慎行写信给丘橓要他别把事情做绝了。他有一封公开信，大意是当张居正在权力顶峰的时候，没一个人敢说他的坏话。现在他人亡政息了，却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好话。这都是不对的，他认为首先要肯定张居正执政十年的成就。于慎行深得万历皇帝信任，是明代辅臣中为数不多的得到善终的一个人。尽管张居正当权时赏识他，他从不登门馈遗。他不登门，张居正也并没有打压他。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健康。虽然于慎行对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与为人也不全赞同，但却在张居正遭受迫害最厉害的时候仗义执言。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研究历史人物除了研究正史，还应该研究同时代人的著述。同代人对张居正的评价比《明史》更为可靠。所以说，这一点非常难得。我觉得张居正担当“宰相之杰”的盛名是当之无愧的。历代评价中，往往对他加以道德评判：如晚节不保、权臣等等。这样有失偏颇。我不是说为官不讲道德、不讲操守，但这不能作为唯一的条件。评价一个政治家，一定要把事功放在第一位。政治家与思想家、文艺家对张居正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富国强兵，尊主庇民”八个字，构成张居正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是站得住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张居正为人所诟病的第二个问题是说他与宦官勾结。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宦官是政治的毒瘤”。明代的宦官，好的不多，像刘瑾、魏忠贤等，都是坏到极致。终明一朝，文官与宦官两大阵营一直尖锐对立。因此，文官中有谁与宦官拉拉扯扯，便为同道鄙夷。宦官最大衙门司礼监，其掌印者称为“内相”。文官之首为内阁首辅。宫府之间的斗争，常常酿成政治灾祸，失败者往往是文官。在张居正之前三十多个首辅下台，不少人都是因为与宦官关系不好。张居正面对现实，审时度势，便主动与当时的大内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搞好关系，这是明智之举。以此攻击他，我认为是书生之见。

张居正与冯保合作十年，宦官没有干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让挥霍无度的大内节约开支，这个有史可查。腐败被他控制住了。因此不要简单地论述他如何与宦官勾结，主要看他这样做是为了谋私利，还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为国家求稳定、求发展。我在书中写了这样一段故事：冯保推荐一个贪官给张居正，张居正立刻给他升官。他的朋友责问他：“你口口声声反腐，却还重用贪官。人们将如何看你？”张居正回答说：“如果我用一个贪官就可以惩治一千个贪官，这个贪官该不该用？”张居正是个有理想的政治家，但他知道实现理想就必须变通，有时甚至与品行不端的人做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