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做政治交易是必要的。如果用道德眼光评判，这显然不合时宜，是典型的清流眼光。生活与人物的复杂性决定文学作品应对意识形态淡化。因为人物过于理想化会导致脸谱化。一个成熟的作家不应该犯道德评判的错误。这是我对历史资料消化后得出的结果。

张居正为人诟病的，还有一点是腐败。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和我首次晤谈时说，张居正一面搞改革，惩治腐败，一面自己又在腐败。我对王先生说，其实张居正本身还是比较自律的，从他家抄出十一万两银子说明不了问题。这里头有一部分是皇帝赏赐给他的，史籍上有明确记载，说皇上及两宫太后对他“赏赉无虚日”，还有他的俸禄。当然也有来自朋友的馈赠。他在没有当上首辅时就曾给他的朋友写信说，我从来讨厌送礼，但一二好友送礼还是除外，因为这不是以权谋私，是朋友关系。这是为了避免做人过于生硬。当了首辅之后，连一二好友送的礼品他也不接受了。

他在三十岁时，曾回荆州养病住了五年，其间看到严嵩父子大肆收贿，曾给朋友写信说了八个字：“吏治腐败，政以贿成。”表明他对此深恶痛绝。他非常清楚，吏治败坏是国势衰微的重要原因。

他的管家游七背着他收钱，讨了一个小老婆，是一个在朝官员的姨妹子。张居正勃然大怒，他曾规定任何家人不得干预政事。结果用家法惩治游七，打断了他的腿。这就是他约束家人惩治腐败的一个证据。

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后，敬修、懋修回去奔丧，两个儿子也当官了，完全可以用公家的驿站，公家的马车人力。但他一再告诫：你们不得用公家的接待。有一个府尹送东西，父亲在家里收下了，张居正知道后写信给予非常严厉的批评。这些例子在张居正的书信中有很多。

至于戚继光送美女，这个确有其事。今天写历史小说，要做到三点真实：第一是典章制度真实；第二是风土人情的真实；第三是文化上的真实，这点非常难以做到，不要用今天的文化心态去评判明代的事。举例说明，一夫多妻，这是明代的婚姻制度。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大家是知道的。明代很多这样的例子，如高拱，没有儿子，朋友就送姑娘给他。当时不仅不谴责，而且认为是一种美德。没有人认为纳妾是道德败坏。明代的人包括张居正的政敌也没有一个人从这一点去攻击他。

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有六大政治家，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都在里头。这个评价不低。纵观前人著述对张居正评价最到位的是熊十力先生。他说，自春秋以降，直至今日没有一个人超过张居正。熊十力说这句话的时候是1950年，在那个年头说这样的话，可谓犯了大忌。

熊十力对张居正这位荆州先贤的评价很高，但他对张的认识也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认为他是优秀的政治家，但晚节不保；第二阶段他也认为张居正使用了不应该由自己使用的权力，有权臣之嫌。但又肯定张居正使用这些权力为社稷与老百姓谋了不少福祉；第三阶段认为张居正并没有越权行政，因为管理国家的权力，本身就应该属于宰相用的，他只不过做了中国第一人。

熊十力对张居正作出这种肯定，我非常赞同。同熊十力一样，我对张居正的认识也是伴随着我的写作过程不断深入、演变之后，而逐渐丰富、清晰起来的。动笔写《张居正》之初，我想到杜甫的一首诗：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这首诗是杜甫当年路过归州，缅怀宋玉所写。杜甫距离宋玉大概有千把年。我和张居正相距的时间比他们相距的时间短，只有四百多年。史证不远，稽古可待。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张居正的悲剧很特别。

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人皇帝不喜欢，但读书人和老百姓喜欢，如海瑞、李贽、屈原等等；另一种人是读书人不喜欢，但皇帝喜欢，如秦桧、李莲英等等。但张居正两边不讨好，皇帝与读书人都不喜欢他。他一身而担天下事，一人敢为天下先，皇帝觉得他包揽大权，怎么会喜欢呢？在他的改革中，他对读书人一点面子也不给。如禁毁书院、扼制言论、裁汰庸官等等，把天下读书人都给得罪了。所以两种人都不喜欢他。但他推行的万历新政，底层老百姓的确得了不少实惠，很感激他，遗憾的是在漫长的皇权专制时代，老百姓没有话语权，这就是张居正被历史埋没的原因。

在中国所有的悲剧人物中，张居正的悲剧对于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反思更具有典型的意义。

2005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