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十六岁那年，写出了我的成名作。那是一首政治抒情诗，名字叫《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这首诗获得了1979—1980年度全国首届新诗奖。今天重读二十多年前写的这一首诗，会觉得它诗味不浓，有的诗句太直白。总之，会挑出很多的毛病。但是在当时，它却是发自我内心的呐喊。那个时代，“四人帮”刚刚粉碎，极左的幽灵还在中国大地上游荡。我们的人民虽然看到了希望，但还在苦难之中，大部分人的心灵都处在麻木、恐惧与焦虑之中，任何一点点过激的东西，立刻会引来一片恐惧和惊慌。不是说我们某一个人像受惊的小鸟，而是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都像受伤的小鸟。所以，这首诗在当时发表之后，立刻在整个文坛引起了震动。那种文学的冲击波，是我们今天任何作家都想象不到的。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不追歌星，不追影星，他们追的是那些为人民鼓与呼的作家。我记得我的诗发表之后，我应邀到武大来演讲。那是我第一次在武大演讲，当时我连大学生都不是，却登上了大学的讲台。不是在教室里讲，而是在大礼堂里。听我演讲的，大约有数千人。下午五点我的演讲完毕，到八点钟我还没有走出礼堂。外面全部是密密麻麻的人，走道上也全是人，我出不去，同学们都找我签字，我手都签酸了，但心底很高兴。那个时代是文学的盛宴，一首好诗发表，必定万人传颂，洛阳纸贵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事实。这在今天听来像是天方夜谭。可是在当时，在我文学的生涯中，的确确经历过。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文学爱好者、这些读书人对你的赞赏，而是那些农民、老百姓的支持，的确让我感受到人民的力量。因为这首诗批判极左，触动了一些当权派的利益，于是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我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故乡的老百姓听说我遭到批判，都纷纷表示支持我。有一次我从武汉回去，他们得知消息，便在长途汽车站等着我。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在烈日下，等待一名诗人的归来，这在今天真是难以想象。欢迎我的人，不是像你们这样豆蔻年华的大学生，而是乡村老大爷、老太太、朴实的农民与工人，是这样一些人，组成了我的强大的“粉丝”团。我刚一下车，他们就燃放鞭炮。当天半夜有人敲我的门，我一看，是一个老大爷，他走了几十里地，送了一瓶酒给我，对我说：“听说你能喝酒，我没有别的送给你，就送你一瓶酒。酒能壮胆。如果你因为这首诗，冤屈死了，我会到处去乞讨，化捐也要化出钱来，给你修一座我们县最高的坟。”有一个老太太，让她念初中的孙子，读我的诗给她听，听完了以后，她又让儿子到县城来找我，说她什么都没有，只有两只母鸡，非要送给我吃。我的诗是1980年元月发表的，2月份过春节。那时农村生产队，一过完春节就要学文件。有一个生产队长买来几张五分钱一张的大白纸，裁成十六开的小块，用复写纸垫着，让他的儿子抄录我这首诗。全村四十九户，抄四十九份，一户一份。正月初三，他就把全队的农民召集起来学这首诗。那时候人民群众和我们的文学，是零距离。现在，我已经在文学的长途中跋涉了几十年，每每回忆我走上文坛最初的那一幕，仍不免激动，许多场景令我终生难忘。针对当前文学不景气的局面，我要说不是我们的人民遗弃了文学，而是我们的文学遗弃了人民。如果一个作家始终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像当年从江西瑞金走出来的那一批革命家那样，永远想到最广大的老百姓，他的作品一定还会在人民大众中广为流传。我从二十多岁走上文坛，就强烈地感到这一点。记得1981年春天，我坐火车到北京去领奖。看到京广线两边的景色，我感到久违的青春回到了中国这片大地上。整个民族终于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笑声，所以我怀念那个时代。不但是文学的盛宴，也是民族生机勃勃的时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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