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文化特点作用于“人”上，便构成了楚人的精神气象。在这里我要讲三个人，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楚文化的特点。第一个人是卞和。这位楚国早期的贤人，在荆山上发现一块玉，他自信这是天下最好的一块玉，因此决定把这块玉献给楚王。可是楚王不相信他，他因此被斩断了双脚。但是，不管经历多少坎坷多少难以想象的痛苦，不管经受多少坎坷和折磨，卞和决不改变自己的信念：坚信自己手上有一块举世无双的玉。第二个人是春秋晚期的伍子胥。伍子胥的家族是楚国的贵族。一连三代，都是楚国身份显赫的大臣。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因为反对楚平王纳自己的儿媳为王后，都被楚平王杀掉，伍家被杀三百余口，惨遭灭门之祸。年仅二十三岁的伍子胥只身逃出昭关时，对暗中帮助他脱离险情的好朋友申包胥说：“我从此以后的志向，就是消灭楚王。”申包胥回答：“如果你灭了楚国，我将重新振兴楚国。”十七年以后，伍子胥带着吴国的大军，把楚国的都城郢都，也就是今天的荆州夷为平地，实现了他复仇的理想。两年以后，申包胥带着他苦苦求来的秦国救兵重新恢复了楚国。我们常常说一诺千金，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很难。伍子胥和申包胥两人都做到了，他们都是君子，都是英雄，都是贵族。他们两个人的理想决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仍然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我认为这一点尤其难得，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的特点。政治家们都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一旦说到就必须做到，这是何等健康的人生啊！第三个人是战国时的屈原，他对他的祖国充满了深切的感情。最后他看到楚国覆亡，便义愤地投江而死，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士大夫精神。以上这三个人基本上把楚人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呢？强悍，刚毅，不屈不挠，决不拿自己的原则来做交易。他们既不像巴蜀的人那样悠闲、怡然自得，也没有吴越人那么谦谦君子。楚国的地理形势决定了楚人的文化品格。刚才我说了，整个中部地区从来都是逐鹿之地，所有的政权更迭都是在这片土地发生。中原逐鹿，已成了争夺天下的代名词。楚地长期饱受战争的**，这片土地的人便丧失了他们强盛时期的优雅，更多的以强悍来表现和定义自己的区域文化了。历朝历代，这片土地上英雄辈出，但它缺少一些温婉，缺少一些圆融。那一年我去鸡足山拜佛，在金顶上，一个和尚对我说：“夜观云气，中原大地的大乘气象很稀薄。”佛教分大乘和小乘，小乘讲究自修，大乘讲求普度众生。中国佛教属于大乘。我问老和尚，哪儿有大乘气象？他说：“西北，在西北的雪山上，有修行的与世隔绝的高人。”佛教讲的大乘气象，其精神表现就是一种圆融，一种谦和。而我们中部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刚烈。中国的西部，在很偏僻的深山里都可以看到很精致的寺庙。我到了巴蜀，见到那儿每一个寺庙的香火都很旺。这种情况在吴越地区也很普遍。今年5月，我去了浙江宁波的天童寺，感到那儿的晨钟暮鼓依旧像千年前一样敲响，尽管那里现代化的节奏非常之快，可是它依然保留了一些传统的美好的东西，让自己与俗世保持一些距离，保留一份心灵的净土。中原地区以湖北为代表，就不可能那么优雅。你很难想象陆游，这位生在绍兴的浙江人，纵然身历战难，依然保持着诗人的童真。他在过四川剑门关的时候，写下“细雨骑驴过剑门”，这诗句多么飘逸啊！面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景象，他依然想到以一个诗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在潇潇的春雨中，不是骑一匹战马，而是骑一只小驴子经过剑门关。可是诞生在中原的诗人，都没有这么从容不迫，这么潇洒飘逸。李白在湖北安陆住了十年，史称“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他受到楚人的感染，发出的歌声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大概李白是想，我既生活在湖北，就要像湖北人一样敢于藐视孔子。这位诗仙，一点都没有“细雨骑驴过剑门”的优雅了，有的是天风海雨似的呼啸。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楚文化鲜明的地域性，虽不具备排他性，但也很难为其他的文化所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