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宫中设立翰林学士院是玄宗朝的事，当时的职务还主要是草拟表疏批答，检视王言，以备顾问。德宗时，翰林学士权任加重，得以参掌机密，特别是近几年，翰林学士甚至常被目为“内相”，举凡大诰令、大废置，以及宰臣之密划、内外之密奏，皇上莫不与翰林学士专受专对，他人无得参与，以至宰相有时倒成为摆设。

宦官们力图从翰林学士那里寻求突破口，绝非偶然。

王伾在太极殿前与匆匆而来的学士们会合。卫次公走在前面，正莫名其妙时，王伾即已跨上一步，拉着次公的手，拽过一旁，悄声说了几句。

次公一脸惊异，转过头对紧接而来的郑等道：

“诸位大人，皇上仙升了！请随我入殿举哀！”

几位翰林都很震惊，一时手足无措，跟着次公和迎上来的两名太监跌跌撞撞地走进殿内，朝着德宗的神柩，齐齐跪下。

几许悲哀、疑惑之绪在各人的心头掠过。

礼毕退下。俱文珍、薛盈珍率几位宦官在偏殿接着，郑按捺不住：

“遗诏何在？如何不见举哀发丧？”

一位宦官口快，大大咧咧地：“禁中商量所立，尚未决定。”

卫次公一听大惊，心想这叫什么话！太子二十几年前就已确立，天下谁人不知！即使病重，也还健在，如何还要商量所立！还未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次公脱口而言：

“皇太子虽然有疾，然位居冢嫡，内外系心，‘商量所立’云云从何说起？”

俱文珍缓缓而道：“太子殿下疾甚，恐有不虞，以是内中议立未定——”

次公打断了他的话：“必不得已，也有皇孙广陵王在，立嗣之事顺理成章，何虞之有！”次公亦何尝不清楚宦官们的如意算盘，又补充道：“若有异图，祸乱未已！”

这是有关国体的大事，明达圣理、饱受皇恩的卫次公此时丝毫没有考虑其他，只是无法容忍这种离经叛道之事发生。这无疑也是郑等人的想法，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个人的好恶恩怨是无足轻重的。

凌准和王伾很欣慰。凌准借机趁热打铁，大声说道：“请中使会同诸学士立即拟发遗诏，并于明日发丧，请太子柩前即位，主持大事。”

郑等人立即随声附和。

几位宦官哑口无言。俱文珍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明日发丧，迎太子即皇帝位！”

说这话的时候，俱文珍嘴角闪过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冷笑：太子殿下还能走得动吗？

确实，即将成为皇帝的太子还有一段路要走。

这段路不长，严格算起来不过千步——从东宫寝殿到九仙门——但即使有步辇可乘，这段路在太子看来也无疑等于漫漫长征，因为太子实在是连站立都很困难了。

但时势逼着太子必须振作，否则后果仍无法预料。

当一旦大行发丧，百官素服麻衣依次走入皇宫的时候，如果见不到扶柩的太子，人们当然会怀疑起嗣君是否健在，国统是否有继。这种疑惧绝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谁都知道太子病重已非一日，二十多天的空白给人的压力太重了。

最要命的是禁军已经骚然。驻扎在大明官两侧九仙门、太和门外的左右神策军担负着护卫天子的重责，他们迫切希望知道烟雾重重的禁宫真相，也有理由见一见他们的君王，不然，在这样一个外患不息的多事之秋，士兵们又何来报效国家的勇气呢！强大的神策两军首领孙荣义、杨志廉都是宦官，担任此职已有数年，权势甚大，禁军将士们聚集在九仙门外喧闹，他们在其中显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太子毕竟毅力非凡，他用意志战胜了病魔。当王伾赶回东宫告诉他皇上驾崩，目下内外忧疑，迫切需要他召见诸军使时，“呼”，太子一下就站起来了。

王伾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喜极而泣。

太子匆匆换上紫衣麻鞋，连帽子都不及戴正，便在宫侍的搀扶下一步一步地走出殿外，坐上步辇，又走出了九仙门。当太子远远地出现时，一片欢呼之声似乎响彻了整个长安城。

第二天，太子身着丧服在宣政殿接见文武百官，宣布先帝遗诏。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二十六日，太子在太极殿即位，终于成为合法的皇帝，后来的庙号为“顺宗”。殿上卫士还不相信重病的太子真的无事，都在引颈遥望，当太子久违的身形出现时，一切以往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了，“是真太子！”卫士们热泪纵横。

当政治铁幕一旦拉开，人们摆脱惴惴之情后的那种喜悦往往就像决闸之水，一发而不可收止。病中的新帝也为之欢欣鼓舞。

然而，新帝的身体显然是不适合激动的，兴奋加重了病情，他已是极度的虚弱。但无论如何，新一代天子诞生了，帝国的历史又将翻开沉重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