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藩镇的想法无非是永远保持割据的现状，传诸子孙世代拥有，而这却是中央政府不能答应的。可是，当中央的力量不能达到足以解决这一症结的程度时，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便不得不作暂时的妥协，这也是玄宗以来肃、代两帝的一贯做法。河北诸镇中的田承嗣、李正己、李宝臣以及山南东道的梁崇义互相勾结，一直就想以土地传诸子孙，所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二月田承嗣一死，李宝臣请求将节度授给田承嗣子田悦，代宗答应了。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成德镇的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自为留后并请求批准，也算是有不久之前田悦的成例可以援引，但德宗的想法自不同于当时的代宗，坚决不许。

有人上奏：“李惟岳继承父业已是既成事实，若不因其所求而承认，必生叛乱。”

德宗却不以为然，他有一套顺理成章的理论：叛贼本无资本以生乱，皆凭藉我土地位号以聚众，前几朝因其所欲而任命，结果动乱日滋，所以爵号不足以弭乱反足以长乱。

这一分析本无疑义，但关键是，取消藩镇的自行任免权，势必会引起朝廷与藩镇的直接对抗，中央是否有能力承受这一对抗呢？田悦为李承嗣代请，亦不许，于是五月份田悦先反，发兵攻荆州，战事爆发。六月，山南节度使梁崇义拒绝发兵讨伐田悦，德宗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讨伐；八月，李正己死，其子李纳请袭节度又不许，战争全面铺开。

这一场战争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五月到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的十月是第一阶段。对德宗来说与其是愤怒忧慌，倒毋宁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三镇蒙受皇恩不浅却公然反叛，喜的是可以趁此一举摧毁，消除这十数年的积患。德宗的想法绝对不能算是幼稚，但却很不周到。他没有想到这也许是一场大决战，而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平叛，因为战争本身如果是由于诸多内在原因而引起的，便同时又会引发出无数潜在的矛盾，这些矛盾一旦出现，就会牵涉更多的方方面面，就会无休止地扩大，最终激发更深一层的动乱。德宗和他的政府都没有做过通盘的考虑，除了有人在事先提出过要及早防备李正己外，似乎也没有人能够做出周密的计划。讨伐梁崇义的敕书还出自杨炎的手笔，而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就基本上是卢杞一人把持朝政。

现在战略形势是：中央禁军与河东、昭义军由西向东，淮西军由南向北，幽州军自北往南，形成夹击之势，围攻田悦、李惟岳、李纳和梁崇义。假如情况不生变化，这一格局应该是有利于中央政府的。

果然，在战争的头一两年里，朝廷取得了胜利：第一年，先是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与前一年击破吐蕃、南诏联军的中央军将领李晟大破田悦军，另外一名将领唐朝臣又击破魏博、淄青军于徐州，打通了江淮运输线；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克襄州，梁崇义自缢；第二年，马燧、李抱真、李晟又大破田悦军，当时任卢龙节度使的朱滔攻破成德李惟岳军，结果田悦退回魏州守城自保，李纳在濮州被围，李惟岳部将王武俊杀李惟岳后投降了朝廷。

有些不可抗拒的内在因素决定了胜利必然是暂时的。首先是国力的窘迫，战事开始的第二年亦即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正月，宰臣们迫于形势，就曾决定削减朝廷百官一个月的俸禄以支援军事费用，连皇室也都被迫缩减了开支。当时负责财政的杜佑在一份咨文中给皇帝与朝廷指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这份具有权威性的报告说：目前诸道用兵，每月军费达一百余万贯，而京城库藏却不够数月的支出；只有在另外获得五百万贯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国用。

这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卢杞启用了赵赞任户部侍郎，但要筹集这么大一笔钱，赵赞根本是无法办到的。在理财方面，也似乎没有人能再有刘晏、杨炎那样的能力。卢杞很无奈，只能召来他的党人们商量如何解决这一棘手的难题，可商量的结果却是一个很糟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