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向有钱的富商开刀，以朝廷强行借取的办法搜括，可能会得到五百万贯的数目。这一计划得到了德宗的同意。事实证明，这一做法不仅没能达到目的，反而引起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后来的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六月，赵赞又提出增加房屋与贸易税，并立即付诸实施，结果由于官僚贪污隐盗等原因，也是公家所人百不得半，而怨诟之声，嚣然满于天下。

可以说，造成后来德宗一生中最大的灾难——泾师之变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这两件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德宗与卢杞也是无可奈何的，应付这种战时困难，急功近利的德宗与缺乏技术才识的卢杞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帝国本是一个大家庭，面对日用的窘迫，也只有由家长向成员们征取摊派，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抱怨都是无济于事的。但其中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就是说不能超过维持一个家庭所要求的义务范围，否则家不像一个家，所有的成员也都没有必要再维持家的和谐了。国用的不足预示着朝廷与地方反叛集团力量对比的不平衡，而处事的不当埋下了更大失败的种子，所以便带来了痛苦与不甘心的退却。不过，这还不是最麻烦的。

朝中的情形很不正常，原因是卢杞正对德宗发挥着不好的影响。卢杞的毛病不仅仅在于忌能妒贤，而更在于汲汲于权势，因而一切阻挡其达到目的的障碍，他必然要去之而后快。利用国家的危机来除去自己的政敌是政治家的必备手段，卢杞就很善于此道，他在不久之后排除崔宁以及非常有名的颜真卿都是例子。在利己主义上他与杨炎有些相似，但更有质的不同，杨炎只是出于对恩仇的过分偏激，而卢杞看起来十分信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哲学；在技巧上，卢杞的手段更是高出一筹，最主要的是他真正巧妙、完善地利用了天子。

德宗有时非常困惑，为什么总是有很多人在自己面前诉说卢杞是个奸臣。在他看来，卢杞的谦虚与效忠要比杨炎之流的欺上瞒下与自以为是好得多，天子是不喜欢有人在自己面前耍小聪明的，尽管他有时根本发现不了究竟是谁在被一种小聪明所玩弄。许多情况下，卢杞的建议最终被采纳都是因为他常常突出天子的决策能力，从来都是在皇上所能考虑到的范围内提出自己的主张。于是乎这样一种情形就出现了：在卢杞面前，我们的天子觉得自己异常的高大和完美。

从代宗朝的元载开始，结党的迹象就已经初露端倪。卢杞也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暗自提拔了不少趣味相投的人充担政府的要职，而对与己不合者，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当时在朝中与他共任宰相的张镒本是他本人推荐的，但由于此公颇为忠正，一度很受德宗的宠信而威胁到自己，卢杞便寻机奏使德宗罢免了张镒的相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严郢的被贬。

严郢与杨炎都是元载所推举，在肃、代之时就颇有名声，但他与杨炎在政见上有分歧。杨炎本是一个不大能容忍的人，对严郢也极尽打击之能事。不过严郢与杨炎毕竟还是政见的不同，并不能算作死敌，只是卢杞成功地利用了严郢的私心。

当卢、杨斗争表面化时，有一次德宗询问：群臣中谁可担当大任？

杨炎推荐崔昭、赵惠伯，而卢杞则提名张镒、严郢二人，不外乎与杨炎针锋相对的意思。在与杨炎的斗争过程中，严郢为卢杞立了大功，不仅参与了计划的制定，还具体执行逮捕拷打赵惠伯的任务并使得杨炎最终被逐杀。但杨炎既死，共同的利益关系消失，卢杞又觉得严郢的精明才干难以忍受，遂利用了一件小事贬谪了严郢。在这件事上也很能体现卢杞的作风：他知道不失正直之心的人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常常会突然良心发现，并为之痛苦内疚。于是卢杞故意让严郢在出京的途中路遇赵惠伯的灵柩，严郢果然惭愧万分，一年不到就病死了。

卢杞的专权近乎三年，在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中他的个人手腕竟使他得以善终，在这一点上似乎只有另外一位三朝元老李泌能与之媲美。卢杞或许还要稍为高明一些，因为卢杞在当时几乎是激起了天下人的共愤，有些做法甚至直接导致了叛乱的加剧，可他始终是稳如泰山。然而卢杞达到了他的目的，帝国却大大地损失了，朝廷既然不能完全制服藩镇，藩镇便有理由讨价还价，这种讨价还价是没有结果的，最终只能诉诸武力。而天子如果没有足以服人的德政，天下也就没有必要为无谓的战争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