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天子似乎并不是一位庸懦之主，但是他的有为之志是否能够实现，却还是一个绝大的未知数。

天子驾崩是国丧，古代传下来的礼法要求臣下服“斩衰”三年，这是古代五种丧服制中最长的一种，子服父丧，就必须遵照这一礼制，三年之内不应考、不做官、不婚娶。不过，这对于国家显然是不适合的，假如朝廷在那么久的时间里无所事事，天下还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礼法无非是治天下务须以孝为本的意思，因此为达到目的，从权变通就是无可非议的了。这种做法似乎是从仁孝的汉文帝开始的，他把三年的时间缩为短短的三十六日，大唐自高宗以来，都是遵照此制行事。先帝的遗诏更是效法列祖的宽仁厚爱，要求“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也就是说，只须服丧三日。本来这并无可置否，但是在治丧期间却为此闹出了一场风波，起因来自一位性格刚急、为政苛细的大臣常衮。

常衮数年前就出任宰相，此刻正独当枢务。或许是出于对先帝的爱戴，或许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坚持大臣也要同嗣君一样服丧二十七天。为了证明言出由衷，他在守灵时动不动就放声大哭，弄得其他人十分尴尬。

这一天，常衮照例又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哭得趴在了地上，随从只好走上前去把他扶起。中书舍人崔祐甫对这种矫情实在是不能容忍，指着常衮对众人道：“臣哭君前，要人扶起，天下有如此的礼法吗？”

崔祐甫字贻孙，进士出身，初任寿安县尉，后历任起居舍人、司勋吏部员外郎、御史中丞等，一直做到中书舍人。其时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空缺，祐甫代理省事。祐甫性情刚直，对宰相常衮的很多做法无所容受，引起常衮的不满，遂数度以宰相职权相干预。常衮为此特别奏令祐甫分管吏部选官事宜，而对祐甫每次报上的人选，又将其中大多数驳下，并借此斥责祐甫。有一次幽州节度使朱泚上表说，在他手下将领赵贵的家里，猫鼠同乳而不相为害，可见是一件大大的祥瑞。代宗诏示宦官颁示于朝，常衮率文武百官向天子庆贺，独有祐甫不以为然。宫侍问其缘故，他答道：“这是失常之事，可哀而不可贺。”并为此向代宗上表陈述理由。祐甫在上表中还引申说：若照五行灾异理论来看，猫不食鼠恐怕是一个不祥之兆，皇上必须“申命宪司，察听贪吏，诫诸边境，无失儆巡”。结果得到了代宗很高的评价，自然就使常衮极度恼恨。

但此刻，常衮却没有料到中书舍人会发出如此严厉的指责，一时语塞，遂更加怀恨在心。

这天礼毕，朝中群臣讨论丧服期限。常衮的机会来了，他引经据典，振振有辞：

“汉文帝从权，也要三十六日；本朝玄宗、肃宗之丧期，始服二十七日。当时诸帝遗诏虽然也说三日释服，但在朝群臣实是二十七天除服。所以臣子应同皇帝一样守丧二十七日。”

祐甫不依不让：“先帝遗诏‘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并无朝臣庶人之分，更无内外有别之意。三天就是三天，除天子外皆应释服。”

常衮抓住遗诏中的“吏人”字眼：“吏乃官员所自行任命者，与公卿百僚岂可等同！”

祐甫力辩道：“《左传》中‘委之三吏’就是指三公，难道历史上常称的‘循吏’、‘良吏’，也是胥徒之辈不成？”

常衮似乎一片忠诚：“礼制无非人情。当今公卿大臣，无不备受皇恩，若与百姓同制，于礼何安？”

祐甫也拿出杀手锏：“如此则置先帝遗诏于何地？遗诏可改，孰不可改？”

两人相互力争，辞色凌厉，吵得不可开交。常衮尤其不能忍受中书舍人这种强硬的态度，会议结束后立即上表皇上，认为崔祐甫率情变礼，轻改国典，有悖于臣子之道，请求给予贬职潮州刺史的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