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无存天下大乱之际，便是强盗流氓得志猖狂之时。

广明二年（公元881年）七月，流亡蜀中的僖宗改元“中和”。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黄巢退出长安，一年后败死，又一年后僖宗再改元“光启”，这年正月，皇驾方从蜀中还京。这时，天子制命所及，只有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的数十州而已。十几个大镇包括一个黄巢起事时借入援之机占据了河东的少数民族沙陀的武装，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可以说，“王道”已**然无存。

这时有两个人物必须提及，一位叫朱温，一位叫李克用。

朱温，宋州砀山人，幼时曾随其母在人家当佣工，是地道的劳苦出身。黄巢率军渡淮后，朱温参加了起事队伍，当时年仅二十多岁。这个人天资聪明，也颇为英勇善战，不久便成为黄巢军中的一位干将。往往越是出身于下层社会的人，其物质欲望和权力欲望就越为强烈，朱温的身上集中了流氓无产者所有的秉性，既有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优点，也有阴险凶虐、首鼠两端的劣性，这种人参与革命没有一丝一毫的理想成分，完全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因而，在自身目的不能达到的情况下，他就必然会改弦易辙，成为一个变节者。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正月，困守长安的农民军已经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处境时，黄巢任命朱温为同州刺史，却又叫他自取其地。还好，同州守将不战而走，朱温占据了同州。在黄巢军已开始军心涣散时，朱温多少算是尽了一点责。但从这时开始，朱温已经发觉黄巢并不是能使自己达到目标的人。

这年的二月以后，朱温受到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节节压迫，力不能支，屡向黄巢求援。黄巢此际已经是顾首难顾尾，根本无暇理会。这一来，就把朱温推给了对方。九月，朱温理所当然地以同州“归国”，投降了王重荣，并以舅礼视之。僖宗任命其为金吾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赐名“全忠”。从此，朱全忠便成为九世纪最后二十年的风云人物之一，谁也没能想到的是，正是在这位朱全忠手上，帝国结束了绵延三百多年的历史。

当然，这一切尚没有发生，朱全忠目前还算是一个小人物。可他却是由叛臣贼子而来的地方军镇的最好代表，其不可能“全忠”于朝廷的事实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的一位李克用是沙陀人，说起他来，倒要多费一些工夫。

沙陀是突厥族的别部，本朝初年，其部散居于现在的天山一带。隋朝文帝时期，中国强大，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势力变弱。可到了隋炀帝后，中原纷乱，突厥则乘机而起，成为最严重的外患。本朝太宗皇帝凭借渐趋强盛的国力，与其展开抗争，一举灭掉了东突厥。后来的高宗皇帝又消灭了西突厥，使突厥部落分化瓦解成若干个小部落，并慢慢地成为帝国的内附国。沙陀也是其中的一个。

古代的先知先圣们都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是四海的中心，它有责任，有义务也有力量成为天下大家的庇护者，就如同一位严厉而慈祥的家长对待自己所有的孩子一样，不求报答地施予爱护，予以教导，赏善罚恶，让神圣的泽惠遍及四海。多少年来，发达而强大的中国都是这样做的，而本朝尤其突出，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原则和信念。

可是，如此博大的胸怀和气度需要非凡的正义感、责任心、坚韧不拔的忍耐力和强大的力量，更要具备无怨无悔的牺牲精神，本朝和古代的汉朝一样，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主要的就是耗费过度而疲弊百姓。而那些内附诸国，一时不能为先进的文化所感化，囿于自身的利益，往往横生事端。比如沙陀，在八世纪的公元789年，又倒附吐蕃，共同攻占了帝国的西北重镇——北庭都护府。后来吐蕃攻扰帝国边境，常常就是以沙陀军为前锋。

对这种情形，太宗皇帝早就有所感慨。本朝立国之初的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的十二月，葱岭以西的一个小国“康国”遣使长安请求内附，太宗即不肯接受。太宗皇帝对臣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