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与演变[1]

唐朝科举还有明书与明算两科，日本书、算两科未列为贡举科目。《养老令·学令》虽规定书学生可以听任贡举，算学生考试得第叙位办法准明法科之例，但两科之学生只要通过大学寮的寮试，即可任官，属于寮内考试范围而不属于式部所管辖，不完全是科举考试性质。不过，日本贡举科目中，却有医科、针科，《养老令·医疾令》规定：“医、针生业成送官者，式部复试，各二十条。”而按《唐六典》卷十四《医疾令》条所载，唐朝只将医学列为太医署内部的教育事业，医、针生“若业术过于见任官者，即听补替”。另外，唐代科举允许举子“投状于本郡”，即可以通过自荐参加贡举，而日本的贡举实际上只限于官僚子弟占多数的大学寮学生报考，因而日本的科举平民化色彩较少。日本在天平二年（730年），于大学寮中增置了文章生20人、文章得业生2人，成立文章科。到820年，考试文章生最优秀的5名称为“俊士”，再从中挑选2名翘楚者，称为“秀才生”。827年，文章博士都腹赤在反对使文章科贵族化的牒状中奏称：“依令有秀才、进士二科，课试之法，难易不同，所以元（即原）置文章得业生二人，随才学之浅深，拟二科之贡举。”[16]日本的秀才科也比进士科难度更大，但唐代秀才科因难度过大，在永徽二年（651年）以后例已废绝，而日本的秀才科，对方略策登第而入仕。但是，由于贵族干政，加上学官世袭，10世纪以后，日本的大学寮基本上都被贵族所把持，大学寮博士推荐学生参加贡举，不是依据被推荐者的才学高下，而是以资历名望，致使科举考试逐渐流为形式[17]，尤其是秀才科更为世业儒术的贵族子弟所垄断，实际上成为一种科名官僚世袭制。到11世纪以后，虽然日本在形式上还继续实施式部省试办法，但不仅考试名目上已有所改变，而且考生皆由权贵人物推荐，通常考试只举行于行幸、飨宴等际会，其内容一般为赋诗，应试者称为入分学生，基本上是无条件及第。科举制度至此已完全异化，以致现今许多人误以为日本从未实行过科举制度。

三、韩国科举的盛衰

韩国科举是中国以外最为兴盛和完备的科举制度。早在公元9世纪初，朝鲜半岛还处于三国朝代时，新罗入唐留学生便十分向往中国的科第名物。赵在三所著的朝鲜史籍《松南杂识·科举类》在“东人唐第”条中说：“唐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又金夷鱼、金可纪、崔致远、朴仁范、金渥皆登唐第。”从长庆元年（821年）金云卿中宾贡进士开始，新罗人登中国朝廷科第者络绎不绝，至唐末前后有58人，登五代梁、唐科第者又有31人。这些宾贡及第者中不乏才学之士，其中以《桂苑笔耕集》的作者崔致远尤为知名。不少人及第东归后，对传播中国的科举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新罗本土的“读书三品出身法”已粗具科举制的形式。公元936年，朝鲜半岛统一，高丽国建立。高丽光宗九年（958年），光宗采纳后周入使高丽并留任为官的中国人双冀的建议，模仿唐代科举，建立了自己的制度。朝鲜史籍《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四《选举考·科制》载：

高丽光宗九年，命翰林学士双冀知贡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医卜等业。御威凤楼放榜，赐甲科崔暹等二人、明经三人、卜业二人及第。自是取人之法，专在科举。逐年取士无定数。其法大抵皆袭唐制。冀屡典贡举，奖劝后学，文风始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