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中国官场的关系较为复杂。一方面，考试选官可以澄清吏治与杜绝私人，防止在官场中植党营私；另一方面，因科举结成的座师与门生、同年关系又与朋党之争有关。有的论者认为，回顾古代中国的廉政状况，不难发现，在科举制度以前的秦汉魏晋南北朝以及元朝的贵族政治时期，世家大族利用其世袭的特权，贪赃枉法，腐败之风延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最腐败的时期。而科举制度鼎盛的宋明清时期，是科举制度全面推行的时代，也是吏治相对清明的时期。在秦汉魏晋南北朝以及元朝，监察、回避、考核制度同样存在，而且元朝的监察制度从形式上和表面来看，还远比宋朝的健全。但由于没有科举制度的配套，它的吏治实在是糟糕得透顶。[7]所谓“非科举毋得与官”的规定，使官员的文化素质得到保证。19世纪末，丁韪良在谈到一些年前，会试主考官因为作弊授予两三个学位而被处死时说：“作弊的范围虽然有限，但它的威胁却是不可估量的，它将动摇人民对这唯一获得荣誉和入仕的途径以及对政府的信心。即使是皇帝也无法损害科举制而不带来风险，他可以按多数人的愿望而降低科举的要求，但他不能取消它而不引起剧烈的动**，因为科举是人民的投票箱和权利的特许状。”[8]
顾颉刚1936年在为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所作的序文中曾指出：隋创进士科之后，“历代踵行，时加修正，以迄于明清，防闲之法益密，取人之道益公，所举中原与边域之人才益均，既受拥护于人民，又不遭君主之干涉，独立发展，蔚为盛典，盖吾国政制中之最可称颂者也”。明清时期科举实行区域定额取中制度也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这虽与“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的考试公平原则不一致，但对维护国家统一，缩小各地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却有积极的作用。曾有学者认为，科举制是古代中国式的代议制度，除了考试官吏之外，更重要的作用是代议（representation）。由于明代以后实行分区或分省定额录取进士，且许多科举出身者未做官而成为乡里或地方与官府打交道的代言人，而各地考上的官员参与“廷议”，这类似于西方的议会制度。实行现代选举制度、国会制度须花很多的钱，中国是个穷国家，只有用穷国家的办法，考试制度（科举制度）是一部不花公家多少钱而能多多少少达到代议目的之一部机器。[9]
当不再用考试为选官办法后，更显出科举制的政治功用。1905年废科举后出现官员选任的制度真空，导致政府用人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民国初建，孙中山便说：“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惟考试。”[10] 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社会特性，认为只有通过考试才能做到公平取才。为此，孙中山提出五权宪法，主张建立考试院，使考试在民国时期的政治架构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科举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现代中国重建公务员制度反过来要向西方借鉴，正应验了古话所说的 “礼失而求诸野”。
二、科举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