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来，国内有关“学习型社会”[42]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各地积极贯彻执行“十六大”报告的精神，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进行了大胆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可以说，在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社会各界对学习型社会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从一般到特殊，从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全面，为进一步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条件。《教育规划纲要》再次提出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学习型社会，是对党的“十六大”以来有关方针政策的延续和发展。
（一）学习型社会的概念史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学者赫钦斯。1968年，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赫钦斯出版了一本名为《学习化社会》[43]的著作。自此以后，“学习化社会”这一概念就逐渐地流行于国际教育与发展领域。在该书中，赫钦斯对美国社会的“机器技术文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推动经济发展而提出的“教育投资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他看来，学习化社会就是“除了能够为每个人在其成年以后的每个阶段提供部分时间制的成人教育之外，还成功地实现了价值转换的社会。成功的价值转换即指学习、自我实现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已经变成了社会目标，并且所有的社会制度均以这个目标为指向。”[44]显然，作为永恒主义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赫钦斯提出的学习化社会理想，浸透着古典自由主义的文化精神，是对当时教育上国家主义、功利主义和科学主义等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价值取向的批判性回应。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名为《学会生存》的报告，采纳了赫钦斯提出的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教育革新的“根本方向”，从而使得这个概念开始为国际社会所关注。报告认为，“社会与教育的关系，在其性质方面，正在发生变化。一个社会既然赋予教育这样重要的地位和这样崇高的价值，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有一个它应有的名称——我们称之为‘学习化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的出现，只能把它理解为一个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组织（包括家庭单位与公民生活）密切交织的过程”[45]。在学习化社会，“教育正在日益向着包括整个社会和个人终身的方向发展”，“我们越来越不能说，社会的教育功能乃是教育的特权。所有的部门——政府机关、工业交通、运输——都必须参与教育工作”。[46]不仅如此，教育“不再是从外部强加在学习者身上的东西，也不是强加在别的人身上的东西。教育必须是从学习者本人出发的”[47]。在该报告中，作者们反复表达的一种思想就是：“再不能刻苦地一劳永逸地获取知识了，而需要终身学习如何去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48]。比较起赫钦斯对学习化社会的理解，国际教育委员会的理解更加丰富，更加紧密地与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