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范仲淹以其在军旅生活中拓宽视野的词作为宋词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力量。“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渔家傲》）词作中已全然不见花间词的旖旎，亦无晏殊、欧阳修的睹物伤情，感怀生世。取而代之的，是边塞世界的萧瑟与肃杀，流露出的是满目苍凉以及对战争的焦虑。范仲淹的词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苍凉沉郁的风格开启了后来豪放词的滥觞。

与范仲淹同时期的张先一生顺遂，所作词章多以听歌看舞、悠游花丛为主。他打破了词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只用正统诗歌唱和赠答的惯例，创作了大量赠别酬唱的词章。这扩大了词的日常交际功能，在观念上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此外，他率先在词中使用题序，记录作词的初衷。此后，苏轼等人纷纷效仿，在词作中大量使用题序，表明创作的缘起、背景，使词有了更加坚实的现实基础。

王安石词仅存29首，却和范仲淹一样，注重抒发自我的性情怀抱，反思历史与社会现实。其著名的怀古词《桂枝香·金陵怀古》，“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在感叹金陵城繁华景象的同时，不由心生感慨。这个六朝古都，经历了多少战火洗礼，见证了几多盛衰浮沉。可叹的是，历史之所以常常似曾相识，只因人们的善加遗忘。其对历史的凭吊，对现实的思考，令人深受启发。这些词作，引导宋词风格逐渐由狭隘的女子闺怨、宴饮唱和向抒发自我、伸展志向转变。待到柳永登上词坛，宋词的转变更加鲜明，取得了累累硕果。

唐至五代，词的创作体式以小令为主。小令体制短小，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与之相对的，是篇幅较大的慢词，少则八九十字，多至一二百字。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小令与慢词两种体式平分秋色，同时扩大了词的容量，提高了词的表现力。

柳永对宋词的贡献是难以言喻的。一方面，他首创了100多种词调，使得词的体制渐趋完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短调令，不断丰富和拓宽着宋词的创作空间；另一方面，他在创作方向上将词变雅为俗，用通俗化的语言表述市民生活，展现普通大众的喜怒哀乐，所用语言亦多市井俚语和俗语，读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在他的词作中，不仅有大胆泼辣，敢爱敢恨的世俗女性，以“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柳永《定风波》）冲击终日愁眉紧锁，自怨自艾，“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晏殊《鹊踏枝》）的深闺女性。还有情场失意女子的哭声，强烈的苦闷幽怨从字里行间喷涌而出，充满生活气息。“可惜许枕前多少意，到如今两总无终始。独自个，赢得不成眠，成憔悴。”（柳永《满江红》）柳永笔下的女性，虽为情所困所伤，却未曾压抑自我，反而释放出耀眼的生命光彩。这份光亮，不仅来自普通市井女子，还包括下层不幸的妓女们。

由于仕途不顺，柳永长期流连坊间，与歌妓交往频繁。因而在他的词中，有相当部分描写歌妓的佳作，或称赞其“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柳永《少年游》）的品性，或赞美其“丰肌清骨，神态竟天真”（柳永《少年游》）的姿态，以及“自小能歌舞”，“唱出新声群艳伏”（柳永《木兰花》）的卓越技艺，更同情其“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往事，暗心伤”的不幸遭遇，传达其“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柳永《迷仙引》）的心愿。柳永身为文人墨客，真诚地关心着这些烟花女子的命运，着力表现她们的美丽，尊重她们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