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性的中西分歧与多重内涵
“理性”一词最早见于何处，现在已难以确证。至少在西方人的视野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可能缺少西方意义上的理性概念。一般来说，理性概念来自于西方。例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考察并比较东西方宗教后就断言：“所以亚洲的政治思想都无不缺少一种可以与亚里士多德的系统方法相匹敌的思想方法，并且也确实缺少理性概念。”[1]然而，有学者断定，中西方都有自己的理性观来源，只是伴随着各自精神与信仰的差异，其理性观念呈现出实用理性与科学理性的差异。西方人崇拜上帝，中国人则更关心人类自身的生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2]。子不语怪、力、乱、神。与西方相比，中国人的理性一开始就趋向实用理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且认为，人可以统率生命和感知，能够协调人际关系，能够判断善恶。正如荀况所说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3]。中国人思考的更多的是人怎样生存以及如何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其理性与生俱来就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孔子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言论表明，这种极其注重人际关系和人的生存需要的中国哲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实用主义”精神。后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科学理性观念传入中国，但科学仅仅被视为一种工具，而非理性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在中国的观念里确实没有完全形成西方科学理性的概念。对此，李泽厚曾经总结认为：“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了一种性格—思想模式，使中国民族获得和承续着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它在适应迅速变动的近现代生活和科学前进道路上显得蹒跚而艰难……”[4]
据考证，单就“理性”一词来说，在中国汉末就已存在，徐干《中论·治学》中说：“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意思就是人通过学习可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学习可以调理人的精神、思维、情感和本性等，因此是“圣人之上务”。学习之于人，如同太阳照到黑暗的屋子里，所存器物立刻昭然可观一样。学习就像照亮内心的太阳，可以启蒙开智。人对待学习要像日月之行一样，终身不辍，死而后已。这里所谓理性，涵养情性之谓也，属动宾结构，与今天的所谓理性大异。《后汉书·党锢列传》有云：“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用……”但其“理”字当作动词讲，“理性”指“修养德性”，并非西方思想中“reason”的意思。据张东荪[5]说，古代中国没有“理性”的概念。至于中国传统“理”的概念与西方“理性”概念的不同，张东荪曾有细致的区分，认为西方的“理性”概念偏于心理或主观的方面，属于知识论的范畴；而中国人的“理”并不自心理方面出发，而是从宇宙论出发，与“礼”相通。《礼记》曾有“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而清朝学者阮元（1764—1849）则认为“理必出于礼也”。所以，中国人的“理”始终是伦常之理，与西方人讲的“物理”（physicallaw）完全不同。西方的“理性”概念恰恰与该“物理”观念相关，即体现为理性的科学方法，就是要设法拨开纷繁现象中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前后关系（因果关系）而直窥其根底上所存的真正关系。[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