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儗播布美术意见书》[22]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3年2月《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后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本文是鲁迅为教育部拟的公文。当时他在教育部任职。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新的教育方针：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为了更好地实施美育，鲁迅拟定了这个意见书，全面阐述了美术的性质、种类、目的和效用。鲁迅认为，美术有三个要素：一是天物，即自然现象；二是思理，即作者的思考、领悟、设计；三是美化，即创作，不是把自然现象的简单再现，而是要创作，补天物之不足。他认为，没有创作，雕刻得再精细、逼真，也不能算美术。所以他说：“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
鲁迅认为，美术的目的和功效有三：一是“可以表见文化”；二是“可以辅翼道德”；三是“可以救援经济”。
本文对学校推进美育具有重要意义。
《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23]
本篇最初发表在1919年《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热风》。
本文抄录了日本小说家有岛武郎《著作集》里《与幼者》中的一段，来补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的意思。文章充满对子女的爱，鼓励他们超越父母，勇敢地走上人生的旅途。
《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24]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热风》。
文章赞美生命的顽强，强调“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是什么也阻挡不了的。生命的路是走出来的。鲁迅在这里写下了不朽的名言：“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这句话常常鼓励人们克服困难去开辟新的道路，去创造新的事业。
《未有天才之前》[25]
本篇为鲁迅1924年1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的讲演，由葛超恒记录。最初发表于北京师大附中《校友会刊》第一期。同年12月22日经鲁迅校正，于12月27日刊于《京报副刊》，后收入《坟》。
讲演论述了怎样对待天才和怎样才能有天才出现。鲁迅认为，天才并非天生的，而是在民众中产生的。他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鲁迅把民众比作“好土”。“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所以，我们的学校不应该天天想着培养天才，更重要的是要设计好培养天才的环境，把所有的学生教育好，使天才能在大众中脱颖而出。
鲁迅在讲演中批评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论调和趋势，一方面要求天才，另一方面又在消灭天才，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这里有两种倾向：一是“整理国故”，二是“崇拜创作”和恶意的批评。他批评“整理国故”叫人脱离实际，与世界隔绝，拒绝新思想、新事物。这样怎么能出天才？“崇拜创作”主要是针对有些人要求产生文学天才而言。但鲁迅说，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与要求天才的步调相一致，但实际上是拒绝吸收世界的优秀文学，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反对把外国的文学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相隔”。“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鲁迅认为，这样的风气，“民众是灰土，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鲁迅还讨厌恶意的批评。恶意的批评往往扼杀了天才的产生。作品才到面前，批评家就下结论：“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鲁迅却说：“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他严厉地批评那些所谓批评家：“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