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雅”的理解和阐发，分歧较大，这主要是由于严复对“雅”的解释有鲜明的时代局限，他认为“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以“汉以前的”文言文为“雅”，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成见，也是后来为人诟病最多的。例如，瞿秋白从建设“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的主张出发，对严复用“雅”的古文来翻译持完全否定的态度。[15]同时，客观上看，严复主张文言为“雅”也说明了当时白话文刚刚起步，还不足以脱掉粗陋的“利俗”色彩。围绕“雅”字的探讨论争首先集中在如何理解“雅”的内涵。有人认为“雅”字是多余的，要不得。他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原文就不“雅”，译文如何做到“雅”？以陈西滢为例，他在《论翻译》（1929）一文中根本否定了非文学作品的翻译需要“雅”的标准，而且认为即便是文学作品的翻译，“雅”也是“多余的”，是“译者的大忌”，因为不可能以雅言译粗俗之语。赵元任等人也持有相似的看法，他说：“严又陵先生尝论凡从事翻译的必求信、达、雅，三者具备才算尽翻译的能事。不过说起雅的要求来，虽然多数时候是个长处，可是如果原文不雅，译文也应该雅吗？”[16]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不能拘泥于严复的界定，而应予以更新。有的学者从语言文学的角度理解“雅”。例如，郭沫若说：“所谓‘雅’不是高深或讲修饰，而是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比较高……如果是科学著作，条件便不必那么严格。”[17]沈苏儒先生则认为：“雅”字“是泛指译文的文字水平，并非专指译文的文学艺术价值。”[18]杨绛先生也认为，“雅”就是最恰当的用字，她说：“福楼拜追求‘最恰当的字’（lemotjuste）。用上最恰当的字，文章就雅。”[19]为避免将“雅”字只理解为“文雅”、“高雅”之类的含义，还有学者从文学风格学的角度，将“雅”理解为一种风格。例如，翻译家金隄主张把“雅”理解为“神韵”，即文字上的各种各样的风格[20]；屠岸先生认为“雅”就是“对原作艺术风貌的忠实传达”。[21]也有人认为，翻译时不能一律用“雅”，应该酌情处理，切合原文风格，因此将“雅”字改为“切”字更合适些。[22]郭宏安先生站在翻译文学的角度，提出应该“以‘文学性’解‘雅’”，他说：

有人问，“原文如不雅，译文何雅之有？”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只在“文野”、“雅俗”的对立中对“雅”字做孤立的语言层面上的理解。如果把事情放在文学层次上看，情况就不同。倘若原作果然是一部文学作品，则其字词语汇的运用必然是雅亦有文学性，俗亦有文学性。雅俗对立消失在文学性之中。离开了文学性，雅自雅，俗自俗，始终停留在语言层次的分别上，其实只是一堆未经运用的语言材料。我们翻译的是文学作品，不能用孤立的语言材料去对付。如此则译文自可以雅对雅，以俗应俗，或雅或俗，皆具文学性。如同在原作中一样，译文语言层次上的雅俗对立亦消失于语境层次上的统一之中。如此解“雅”，则“雅”在文学翻译中断乎不可少。[23]

这样的解释虽然离严复当年的原意很远了，但却是站在翻译文学立场上的科学的、合乎逻辑和情理的解释和发挥，从而赋予“雅”字以崭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