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信达雅”的这种广泛适用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试图完全取而代之、另起炉灶的新的原则标准，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出世。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信达雅”在21世纪或更远的将来，仍能作为中国翻译的原则标准继续存在，仍能不断焕发活力。

[1]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136～1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周作人：《谈翻译》，载《亦报》，1950-03-25。

[3] 叶君健：《关于文学作品翻译的一点体会》，载《翻译通讯》，1983（2）。

[4]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13～14页，北京，中国翻译出版公司，1984。

[5] 斯立仁：《评〈翻译的准则和目标〉》，载《中国翻译》，1990（1）。

[6] 沈苏儒：《论“信、达、雅”》，载《编译参考》，1982（2）。

[7]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124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8] 沈苏儒：《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9] 钱锺书：《管锥编》，第3册，第11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 伍蠡甫：《伍光建的翻译——伍光建翻译遗稿·前记》，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4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1] 罗新璋：《钱钟书的译艺谈》，载《中国翻译》，1990（6）。

[12] 傅国强：《对“信、达、雅”说的再思考》，载《科技翻译论文集萃》，88页，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13] 朱光潜：《谈翻译》，载《华声》，第1卷4期，1944。

[14] 唐人：《翻译是艺术》，载《翻译通报》，第1卷第4期，1950。

[15] 瞿秋白：《再论翻译——答鲁迅》，载《文学月报》第1卷第2期，1932。

[16] 赵元任：《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罗新璋编：《翻译论集》，7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7] 郭沫若：《关于翻译的标准》，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5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8] 沈苏儒：《论信达雅》，5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9] 杨绛：《失败的经验》，见金圣华、黄国彬编：《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20] 金隄：《等效翻译探索》，162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21] 许钧等：《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6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2] 刘重德：《翻译原则再议》，载《外国语》，1993（3）。

[23] 许钧等：《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11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4] 常谢枫：《是“信”还是“信达雅”》，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81（4）。

[25] 彭启良：《翻译与比较》，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6] 常乃慰：《译文的风格》，载《文学杂志》，第3卷第4期。

[27] 范守义：《评翻译界五十年——1894～1948的争论》，载《中国翻译》，1986（1）。

[28] 刘重德：《试论翻译的原则》，载《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1）。

[29] 许渊冲：《译学要敢为天下先》，载《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0] 纪太平：《译事三求——谈翻译行为的“求是、求真、求创意”三原则》，见《翻译与文化》，32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31] 刘期家：《论“信达雅”的历史发展轨迹》，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2）。

[32] 王佐良：《新时期的翻译观》，载《中国释译》，1987（5）。

[33] 冯志杰：《汉英科技翻译指要》，35～36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