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寻根热”兴起之后，曾有人批评道：“‘寻根’只能是移民文学的一部分，‘寻根’问题只能和移民文学同在”，“除此之外，先生们，难道你们不是中国人，不是彻头彻尾地生活在中国大地上吗？还到哪里去‘寻根’呢？”[21]其实这是一种将民族文化做同质性理解的看法，忽略了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以及不同民族构成要素对某一复合性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影响。“寻根派”作家生长于中国不假，但“上山下乡”“**”以及新时期外来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则使得他们缺少成熟的文化根基，因此当时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肯定或多或少会产生某些无所皈依的文化漂泊感。“**”的反传统教育（也包括“**”之前的教育），斩断了他们同传统文化的联系，“上山下乡”使他们接触到了非主流的民间乡村或少数民族的文化，而借鉴域外文化并不能有效地弥补“无根”的精神状态，于是受拉美文学、美国“南方文学”的启发，他们产生了为中国文学重开传统根基的想法，由此也自觉不自觉地消解或舒缓了文化失根的自我焦灼感。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寻根文学”热的产生，还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情况直接相关。1983年年末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到了1984年年底接近尾声，这就为当时中国文化热潮的重新兴起，提供了合适的环境条件。正是在这个时候，一批作家和评论家聚会杭州，就在那次会议上，文学“寻根”的理论思路与新一波的文学热潮开始酝酿。1985年韩少功在《作家》第4期发表了《文学的根》，掀起了寻根“文学”的第一个浪头。接着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6期）、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等较重要的相关理论文章接连问世，《文艺报》《作家》《北京文学》等报刊，还专门开辟专栏进行讨论。一时间“寻根”二字被炒得沸沸扬扬。赞成者认为“文化寻根”的提出和创作实际，表现了人们不仅“在人生态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束缚，而且在“文学创作的思维形态上也带来了重大的突破”。[22]更有人把“文化寻根”与西方哲学的现象学相联系，认为它并不是要简单地返回传统，而是将制约人们的当下思维的一切传统偏见悬置起来，从而返回到事物的本身。在此前提下，进而从“寻找自我”“重新构建的审美（表现的）逻辑关系”“世俗价值观念与超越世俗的审美理想”“从知识分子的个体忧患意识到民族民间的群体生存意识”等诸多方面，去评说“文化寻根”的深刻意义。当然如果只是正面的肯定，文化寻根也不会被炒得那样热，反面的意见也并不少见。有意思的是，反面意见不仅来自一些容易被认为是思想观念落伍的“左派”人士，而且也来自可能被认为是“统一战线”的新潮文学阵营。例如，徐星就认为“寻根文学”是玩物丧志，是一种致命的庸俗造成了笼罩整个文艺界的庸俗气氛。[23]但是赞扬也罢批评也罢，一时间，不仅原来的一些文学创作被拉进“寻根”的阵营，而且一些原本似乎不具备“寻根”色彩的作家，也有意识地向寻根文学的大旗靠拢。

【思考与练习】

1.怎样理解这时期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

2.怎样理解这时期的“现代主义”创作潮流？

3.“寻根文学”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1]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5月将一批当年被批判的右派作品，以《重放的鲜花》为名结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