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死者表示称颂和哀矜，对江青等人和极“左”政治进行揭露和控诉，是“悲悼散文”的共同趋向。但也有些作品，却在悲悼死者的同时，也对死者的思想和性格方面的局限作了不同程度的分析解剖，从而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例如黎澍的《忆田家英》[2]，就不仅赞美了田家英，也批评了田家英。田家英本来是毛泽东的秘书，“**”初起时即被迫自尽。文章肯定了田家英的“正直、平易、宽厚”和“胸怀坦**，城府不深”，赞美田家英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没有见他残酷斗争过谁，也没有见他对一时众矢之的再发过一矢”。但文章也指出了田家英目光不够远大，看人看事不够透彻。文章这样写田家英的死：“（1966年）5月23日，谢富治和戚本禹找田家英谈话。当时没有他人在场，内容无从知道。外人，包括他的家属，所知道的只有一个事实，就是他回到住处寻了短见。待到家人发现时，已经无从救活了。从这个事实来推断谈话内容，可以认为是一个赐死的口头通知。只是两位‘钦差大臣’没有到场验看罢了。他的噩耗传到我耳里的时候，我早被‘**’的冲击波打翻在地。尽管有不少人打听我是否也已经引颈上吊，可是我的思想情况恰好相反。我深信历史的辩证法一定是整人者人亦整之。我等着看后面的好戏。后来果然就看到了这种好戏的连台演出。一个早有斗争经验的人竟未能掌握这个历史规律，颇感意外。”这里，对田家英未能看穿政治运动不过是一种“把戏”从而视“**”为“世界末日”表示了遗憾。文章还写道：“田家英本来有足够的机会，把世态人情看得透彻些。可是他远没有看个透彻，知人论事往往错了。例如康生，现在人皆知其为阴谋家，野心家，谁也不认为他有什么理论。田家英说起此人，总把他看成一个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理论水平还很高。诸如此类的错误不一而足。我接受过他的不少看法，相信这是他长期观察体会得来的。经过‘**’的验证，许多真相都已暴露无遗，他的看法很少是可以保留的。可见忠厚固然是美好的气质，也容易使人流于轻信”；“至于对国外情况的了解，他所受的限制就更大了。记得大约是在1957年，赫鲁晓夫把莫洛托夫等几个苏共元老撵出政治局，当时在一次闲谈中有人认为这是苏共内部矛盾的表面化。他听了大不谓然，仿佛认为共产党内部总是一致的，如说不一致，那就是对党的大不敬。他极力为赫鲁晓夫辩护，否认这是苏共的什么内部冲突。他显然还没有改变苏共和各国党关系的老观念，认为对苏共看法是原则问题，个人不得妄加评议。这种纯真，可说他对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国家动向并不了解，或者了解不多”。黎澍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田家英的老友，能这样写田家英实属难得。应该说，在“悲悼散文”中，不少作品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谀墓”的习气，对死者过分地颂扬，对其局限性只字不提。黎澍笔下的田家英，却正因为有了局限而形象更真切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