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自1952年建院以来，一直是国内最具创作活力的戏剧团体，在她庆祝建院50周年的演出剧目中，包括了《狗儿爷涅槃》和《天下第一楼》两部新时期的大戏，却没有一部90年代创作的有分量的作品。这个现象是很说明问题的。90年代的戏剧大都是为获奖而制作的。如果说，20世纪中叶戕害戏剧创作的是政治实用主义，那么20世纪末叶妨害戏剧创作的则是市侩功利的后政治实用主义。全国上下“一窝蜂”地涌现了许多描写先进人物的“好人好事”剧。这类剧作依靠文化部门的投资和行政干预的虚假票房，解决了基层剧团的生存问题，但是也消磨了在80年代表现出来的文化思考和艺术探索的精神。小剧场戏剧在1989年南京的那次总结性展演之后，短暂地沉寂下来，当它于90年代在上海重新得到关注的时候，已经不再具有“先锋”和“探索”的意味，而成为地道的商业演出。《留守女士》（乐美勤编剧，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1991）抓住了上海这个大都市内相当风行的“出国潮”所造成的情感困惑，以小剧场的观演关系所形成的真实细腻的表演，取得了票房的巨大成功。甚至随后由上海青年话剧团上演的英国剧作家品特的荒诞剧《情人》也相当轰动，但是真正吸引上海观众的，并不是原著的荒诞意味，而是满足市民观众猎奇心态的两性关系大胆的舞台表现。与此不同的是，北京孟京辉的“先锋戏剧”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赢得了一批固定的观众，他对寻找“离经叛道”的剧场表现新形式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1993年他带有后现代主义味儿的《思凡》，多少透出了“压抑”气氛中来自艺术的“反叛”精神。他的《恋爱的犀牛》（1999）等剧迎合了当代都市青年躁动不安的心态，宣泄了他们的生活感受。

1996年由上海青年话剧团上演的历史剧《商鞅》（姚远编剧）是一部保持了80年代戏剧探索精神的话剧杰作。姚远（1944— ），曾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老剧作家陈白尘，198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另有戏剧作品《下里巴人》《伐子都》《厄尔尼诺报告》等。政治实用主义的历史剧理论，一贯把所谓“艺术真实”当作追求“历史真实”的手段。甚至陈白尘在创作《大风歌》时，也幻想着描述“历史真实”。姚远在这一点上超越了他的老师，他并不追求所谓“历史真实”，而使戏剧回归它的本性，去描写与我们息息相通的“人”。他在商鞅出魏仕秦，推行变法，法行秦强，直至他遭车裂这些简单历史记载的框架内，以文学创造的精神赋予了戏剧主人公以个人的生命史、心灵史、血肉情感和性格发展的逻辑。《商鞅》一方面描写了变法对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超越这种功利主义考虑，对践踏生命的非人道的商鞅变法提出了怀疑；一方面表现了商鞅立志改革，百折不挠，不惜牺牲爱情乃至生命的过人意志和胆魄，另一方面又挖掘出他人性深处对功名利禄的疯狂的追求，刻画了他的偏执和薄情寡义。《商鞅》表达了站在艺术或者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人性与人类社会问题时必然产生的困惑，而这种“困惑”恰恰是把戏剧当作工具的政治实用主义所不容的。《商鞅》是一部充满**的戏，作者在创作这部剧作时实际上使自己成了一个诗人。而他的**正是现实生活酿造的，因此，在这部以浓厚的主观色彩描写历史人物的戏剧中，却蕴藏着耐人寻味的现实主义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