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第五代导演”是在追逐世界电影的现代主义潮流中崛起的。《红高粱》之后，张艺谋先后拍摄了《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三部影片的人物和他们生活的环境都是非现实的，影片刻意地表现某种“文化”，实际上是作者对人与世界的一种极端的和理念的解释。张艺谋在他1992年拍摄《秋菊打官司》时，超越自我，完成了一部现实主义的成功之作。该片超越了这种极端的和理念的所谓“文化”，描写了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人物。影片在描写农村基层官僚主义和人的尊严遭受的漠视方面具有揭露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意义，在描写一个普通农妇不屈不挠地维护自身尊严，反抗官僚主义方面，具有启蒙的教育意义。但是这些积极的意义并不足以构成一部艺术作品。“第五代导演”是从反叛艺术上的政治实用主义起步的，一般说来，他们不大容易退回到简单的政治实用主义艺术的轨道上去。作为一个艺术家，张艺谋的目标并不是追求作品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在《秋菊打官司》中，他要给自己“补课”，要尝试描写“人”，而这个艺术的第一重要的命题是他在前三部影片中由于追求所谓“人文内涵”而没有能够解决的。为了真实地描写“人”，影片采用了类似纪实的手法。村长没有被刻画成一个“官僚主义”概念的化身，他既以“公家人”自居，无视乡民的尊严，又像普通农民一样具有这个贫穷朴实的山村的人情和道义；秋菊的“维权”行动也不是来自所谓现代意识的觉醒，而是来自她既简单固执又“心气”重的个性。当她生孩子时得到了村长实实在在的帮助，过去的怨恨便一笔勾销了，她所讨要的“说法”就已经得到了。当孩子满月的时候，村长却因为她过去的控告被公安机关带走了，秋菊陷入了新的迷惑：只要给个说法，怎么抓人？应当说，在这部影片里，张艺谋实现了他自己的追求，第一次超越了文化意义上的抽象的“人”，而成功地描写了现实主义的活生生的“人”。1993年，张艺谋根据余华的同名小说改编创作了他的另一部现实主义杰作《活着》。1998年以后，他拍摄的《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都没有达到上述两部作品的艺术高度。2002年张艺谋拍摄了武打片《英雄》，则是一部徒具形式令人失望的作品。

【思考与练习】

1.这时期的话剧创作有哪些代表性作品？其美学品格如何？

2.这时期的电影创作有哪些代表性作品？其美学品格如何？

[1] 白景晟：《丢掉戏剧拐杖》，载《电影艺术参考资料》，1979（1）。

[2] 张暖忻、李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载《电影艺术》，1979（3）。

[3] [法]高行健：《〈野人〉和我》，载《戏剧电影报》，1985（19）。

[4] 吴贻弓：《对“散文式电影”的探求》，见文化部电影局《电影通讯》编辑室、中国电影出版社本国电影编辑室编：《电影导演的探索》（3），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

[5] 魏明伦：《〈魏明伦剧作精品集〉后记》，见《魏明伦剧作精品集》，34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 魏明伦：《〈魏明伦剧作精品集〉后记》，见《魏明伦剧作精品集》，34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 魏明伦：《走出盆地，付梓台湾——台湾版〈魏明伦剧作三部曲〉后记》，见《戏海弄潮》，159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

[8] 郭启宏：《传神史剧论》，载《剧本》，1988（3）。

[9] 郭汉城：《〈郑怀兴戏曲选〉序》，见郑怀兴：《郑怀兴戏曲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